《新史学 第15辑》陈恒 大象出版社 2016/2/1

内容简介：

此辑主题为“文化传播与历史书写”，分专题研究、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评论、讲坛、文献与史料等栏目，收录论文25篇，集中反映了文化传播与历史书写这一主题海外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于国内史学界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

目录：

　　时间、历史与道：章学诚与马丁·海德格尔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 年），被称为20 世纪欧洲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在他的一生当中对亚洲思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已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尽管这一点曾经被西方大多数海德格尔研究专家所忽略。这一点不仅可以通过海德格尔职业生涯初期曾阅读过有关道家和禅宗著作的德译本，而且亦可通过海德格尔晚年与中国、日本的学者频繁交往并时有合作所证明。依照萧师毅的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与海德格尔合作翻译老子的《道德经》。虽然这一计划在几个月之后没能够进展下去，但是海德格尔保有对亚洲智慧的兴趣，在宴请大多来自亚洲日本的客人时，还询问过有关亚洲思想中的概念问题。亚洲学者对海德格尔的哲学也回赠了同样的兴趣，帕克斯
　　（Graham Parks）认为，早在1924 年，日本就出现了第一篇有关海德格尔哲学的实质性评论（Parkes in May： ix）。1939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就被翻译成日文，远早于英译本的翻译（1962）。海德格尔与中国的联系也非常早：除萧师毅之外， 20 世纪中国伟大的哲学家熊伟在20 世纪30 年代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在熊伟的指导下，他的学生陈嘉映和王庆节共同把《存在与时间》翻译成了中文，现已销售5 万册。这一翻译激起了中国学者把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思想比较研究的热潮（参阅Parkes in May： vii－xiii）。②
　　当西方与东方的学者在现有学术的激发下检讨亚洲思想对海德格尔的影响时，我并不想在这一主题下做另一个海德格尔与亚洲哲学的比较研究。相反，让我感兴趣的是，时间与历史在海德格尔哲学以及章学诚对道的解释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一基础上，我将会继续检讨海德格尔与章学诚对时间和历史的发现与兴趣怎样帮助他们形成不同于他们前辈以及同时代人的解释学，检讨他们怎样获得了在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对中西方现代观念具有革命性影响的成就。换句话说，虽然我对章学诚与海德格尔在考虑时间与历史的问题时有着相同的观念与兴趣，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探讨他们对同时代学术风气的回应和挑战，并评价他们思想的历史意义。促使我进行这项研究是来自哲学的兴趣，但我的方法却是历史学的。我希冀我的研究能够对章学诚和马丁·海德格尔的著作有新的认识，并对他们的著作产生跨学科的兴趣。
　　首先，我将从探讨章学诚（1738—1801年）开始。在章学诚的时代，尤其在中国的江南地区，一种新的强调通过证据的获得来进行经典考证的学术风气逐渐在中国学术共同体中形成。他们对经典研究的经验主义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存在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中（参阅Elman）。虽然同时代有众多考证学家，但是章学诚批评了这一风气。从总体上对传统学术的思考以及对历史的本质的独特见解使得他成了中华帝国晚期最出众的理论家。他在清代学者中的独特地位并没有使他在生前名声大噪。但是，自20 世纪初期以来，一大批国际学者包括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中国的胡适和何炳松先生对章学诚都有研究专著出版，他们“挽救”了章学诚在历史上被遗忘的命运，发现了他在历史上综合清代学术的重要价值（见胡适，何炳松）。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先生把章学诚比作17 世纪意大利的维柯，美国学者大卫·倪德卫（David Nivison）先生为英语世界写了一本非常深刻的章学诚学术传记（参阅Demieville： 167－185； Nivison）。此外，中国非常有声望的学术思想史家余英时先生，集中在清代新儒家的变迁上考察了章学诚以及他同时代的戴震对中国学术思想的贡献（见余英时、仓修良、朱敬武）。
　　上述著名学者的章学诚研究论著充分证明，章学诚为后人留下了超越现代学科界限的丰富而复杂的遗产。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对章学诚和海德格尔哲学中
　　的时间和历史的观念的探讨将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章学诚对经典著作中时间以及时间性因素的思考；2．章学诚探讨中国传统中时间与永恒，或历史与道的关联及其他的意义；3．海德格尔早期写作《存在与时间》时发现时间与历史的线索以及亚洲对他的可能影响；4．比较视域下的马丁·海德格尔哲学中时间与历史，以及它们在形成重塑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方向的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中的重要性。最后，我将会做出一些初步的评论，总结章学诚与海德格尔对时间与历史问题的关注，促成他们对人类知性有了新的、不同视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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