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位于长江上游地区，重庆西北部。合川因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而得名。合川是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境内有钓鱼城、涞滩古镇等著名历史文化古迹，周敦颐、张森楷、陶行知等名家曾在此授教创业。本书由“合川政协君”微信公众号刊发的系列文章结集而成，主要内容包括：介绍合川的山川形胜、物候气象、文化遗存、非遗传承和乡愁记忆，回顾三江生民的生产方式、生活状态，记述合川2300年建制史的迭代变迁，讴歌从合川走出的名家先贤和英雄人物，多角度、多侧面展现合川由江河而生的深厚历史文化、独特的江山气质和人文精神。

范文澜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深刻地阐发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提出了卓越的见解。其《中国通史简编》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历史，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本书收录的是范文澜的重要史学论文和短论，涉及中国历史分期、历史哲学、历史研究等方面，作者高屋建瓴，实事求是，既发挥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富于理论勇气，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现代发展不可绕过的环节，也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认真研究和学习的对象。本书适合历史爱好者尤其是领导干部阅读和收藏。

本书主要是从“人”入手讨论汉代文学与文化。《史记》是西汉描写人物的名著，《人物志》是汉末以来人物品评的总结。司马迁处在中国文化大变革的时期，他用文学的眼光叙述历史，描写了英雄的悲剧、平凡人生的悲愤。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从“人心”入手探讨文学和历史的生成，昭示了那个时代的文学自觉，而《汉志》“诗赋”的独立和赋分四家说，是从学理上对文学自觉的宣示。由对文章的理性判断，到对人物的理论品评，正是刘邵《人物志》的本质所在，因此成就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人的才能和个性及政治作为的著作。

考据学（Textual Criticism）乃中国古典学的一大传统与遗产，其在现当代学术体系中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本辑集结新时期以来《文史哲》杂志所刊发的优秀考据论文，广泛涉及政治（包括官制）、经济、军事、历史编纂、中西交通、人物事件等多个领域。这些文章视角独特、史料翔实、方法缜密、结论可靠，其中多篇历经数十年，迄今看来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书《文史哲》杂志所刊发的优秀考据论文集结，对于历史上有争议的或者是模糊的问题进行了翔实且充分的论证，有理有据，可读性极强，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作为近代最早来华传教的德国新教团之一，巴陵会对中国的描摹与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了德国读者受众对中国的整体认知。本书对德国巴陵会图书馆有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来华传教士的馆藏文献进行史料爬梳和学历分析，涉及小说杂文、工作日志和故事文集，涵盖中国宗教与民间信仰、神话传说、文化礼俗、在华传教工作境况等题材。这些珍稀的史料文献承载着传递中国社会文化信息、塑造中国民众精神风貌的媒介功能，横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文学等多重领域。在巴陵会传教士虚构、想象与真实杂然并呈的叙事话语下，中国既是反衬西方文明的晦暗底色，也是传教士确证文化身份、缓解信仰危机、实现自我审视与想象的对照物。而其对中国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的转写和译介，以及对中国文学与篇章典籍的征引和赏鉴，亦是西方文化中心松动与文化融合意识增强的体现，为德国读者提供了遥看中国的独特视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思想异常活跃，开始出现儒、佛、道“三教合一”的迹象，文学、绘画、石窟艺术等打上了民族融合的烙印。作者吸取学界研究精华新知，结合最新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物，概要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进程。在提纲挈领把握基本线索的同时，也致力于描摹中古世界的丰富面像与复杂情愫。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国历史在这四百年间如何出于汉，归于唐。作者认为，在这个朝代更迭频繁、分裂战乱不断的时代，也是个胡汉交融、南北会通的时代，“中华”一词就出现于其时。

自西汉张骞“凿空”以后，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创造性地构建了古代东西方联通的交通网络，各个民族交往交融互动，有力地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而附着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古文明遗址遗迹，恰好是人类思想观念及其技术文化在丝绸之路上交流互动实现互通有无的历史载体。书稿以通俗化、趣味化、大众化的手法，对丝绸之路上镶嵌的古文明遗址遗迹进行多角度描述，既能更好地了解丝绸之路在东西方不同文明相互浸染、相互包容的纽带作用，也有助于读者对中西文明的诞生发展、传播交流、相互影响的深层次理解，发挥文化助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民心相通”的价值。

本书以一个嵌入新疆阿尔泰山草原深处一百多年的汉人社区——红墩——为研究对象，在清末以来区域社会大变革的时空中勾勒该社群形成、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历史记忆和共同的生活经历在红墩汉人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作用。同时，对红墩汉人的混合生计、“扯扯秧”社会关系网络、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家庭结构与家族化进程、民间信仰、政治生活和族群关系做了较为细致的民族志描述。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新疆牧区汉人社会文化具有显著的在地化过程，而该过程是对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生态环境、时代与社会变革积极适应的结果。本书认为，新疆牧区汉人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对丰富和拓展汉人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认识近代以来新疆社会及其变迁，对探讨边疆与内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中华文明在近代遇到了空前未有的挑战和严峻的文化危机，也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复兴机遇。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不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复活，而是儒家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化；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不是笼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必须建立在中西文明沟通与融合基础之上，必须寻找中西文明的结合点和切入点，将西方近代文明的“新枝”，嫁接到中华传统文明的“老根”上。这是需要几代中国人完成的任务。遗憾的是，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没有能够在近代中国完成，而是落在了当代中国人的肩上。肩负着中华文明复兴使命的当代中国人，需要沿着前人的思想轨迹，在文化理论上开拓创新，继续推进中西文明的沟通与融合，加快建设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以民族文化为根基并有着浓郁民族特色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1644年3月，李自成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位于浙南的温州府由于与福建毗邻，被深深地卷入到鲁王、唐王（隆武）和郑氏集团与清军的战争之中，此后祸乱迭起，温州惨遭蹂躏达四十年之久。清军收复台湾后温州迎来一个相对安定的历史时期。至康熙晚期，大规模的水利兴修使东部山麓平原和沿海平原的经济逐渐得到复苏。山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则更多地依赖自明末以来不断迁入的福建移民。他们把高产美洲作物番薯、玉米的种植扩展到贫瘠高寒的山区和沿海岛屿。大约在嘉庆朝，西部山区开发基本完成。温州山区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整体性地改变了温州的经济格局。 由于长时期的承平和福建人口的持续的大规模迁入，温州地区的人口呈现了膨胀式的快速增长，农业开发空间基本丧失，人民生计艰辛。道光后富户和贫民之间的矛盾日渐表面化和尖锐化，至咸丰朝终于爆发了瞿振汉起事和平阳瑞安的金钱会事件。 光绪初温州开埠，西潮涌入。面临历史大变局，温州士人纷纷思索应对之道，陈虬、宋恕、陈黻宸以其远见卓识登上全国从政治舞台和思想舞台。温州对全国性的政治文化运动也都有及时的呼应。宣统三年（1911）九月，温州府及所属各县纷纷光复，清朝在温州的统治结束。

本书围绕中国当代史编研和国史学科建设展开。全书分为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建设、中国当代史的基本过程及重大事件、中国当代史的经验总结、中国当代史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国当代史著作评析等五个部分，重点围绕什么是国史和国史研究，如何划分国史发展的阶段，什么是国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如何科学总结国史发展的基本经验、规律与特点等问题，进行阐释。

本书共分六部分：万国来朝的贞观、此身合是诗人未、大唐的姑娘、不屈无畏的气节风骨、那场由盛转衰的大祸、文丞武尉。主要内容包括：三年都忍不了的灭国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