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回忆录》于1946年初版,1979年后多次再版。这是陈嘉庚先生于1943年至1945年躲避日寇、在印尼避难时所写的回忆录,他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凭着惊人的记忆力,以真诚质朴的笔调,详尽地描述了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记录了南洋华侨为襄助祖国抗战而做出的贡献,并陈述了他为发展教育和社会进步所进行的种种艰苦卓绝的奋斗。书中所记叙的事实,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历史。身处南洋,心向中国,特别是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日子,他领导南洋侨界筹款,并动员南洋侨界参与抗日运动。1940年,率侨团返国,不辞舟车劳顿,奔走于南北各地慰劳考察,并访问了共产党治理的延安,认为延安“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他为抗战奔走呼号,为胜利竭尽全力,所作所为,正印证了他“毕生以诚信勤俭办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崇高信念。
皇太极的后金国诞生于1627年,其父汗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之时是1616年。后金国就是一个以家族本位立世的国家。后金国的政治精英,几乎全部是努尔哈赤的家族精英。家族精英的一切全部来自于先天的优势家族。
契约社会的特征是个人自由。同样是17世纪60年代,《五月花号公约》所要建立的社会是契约社会。契约社会是现代社会。契约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简言之,在契约社会里,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已不再来自家族,而是来自他所参与制定的社会契约。现代社会非常根本也是非常重要的契约是宪法。契约社会是个体之间平等的社会。
皇太极所建立的身份社会其来有自,其去亦远。这个中古的身份社会同现代的契约社会南辕北辙,差距甚大,风马牛不相及。其沉重的历史包袱长久绵延,阴魂不散,值得注意,值得深思。
《慈禧太后》作者不想为慈禧太后翻案,但是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她。在长期地研究慈禧太后的过程中,作者逐渐发现对慈禧太后的评价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是将慈禧太后脸谱化、妖魔化和随意化。对慈禧太后实行的是一点论,一棍子打死。从想当然的概念出发,历史事实为先决的概念服务,往慈禧太后的身上泼了许多污泥浊水。想丑化一个人,非常简单的方法是从生活细节丑化他。譬如,说慈禧太后与假太监安得海有染,说慈禧太后与假太监李连英有染,说慈禧太后毒死了慈安太后,说慈禧太后毒死了光绪皇帝,等等。但是,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当然,有些事是慈禧太后干的,如逼死皇后阿鲁特氏、害死儿媳珍妃等。但是,不是所有的坏事都是她干的。
《慈禧太后》作者主张对慈禧太后也要两点论。慈禧太后做过一些坏事,也做过一些好事。她做的坏事我们要批判,她做的好事我们要肯定。慈禧太后是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的历史人物。我们对她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刚刚开始。
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 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柳永大力创作慢词,将敷陈其事的赋法移植于词,同时充分运用俚词俗语,以适俗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平淡无华的白描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关于柳永人生的种种,其轶事流传甚广,但大多琐碎,甚至互有矛盾,作者以严谨考证、合理想象与流畅的文笔,展现柳永曲折坎坷的人生历程,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这个既是浪漫风流才子又是勤政爱民好官的形象。
张作霖,是一位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历史人物。他由一介粗通文墨的草莽武夫,一跃成为地位显赫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其间种种遭遇,颇勘细细研究。本书在掌握大量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力求从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角度进行观察,既如实地描写张作霖为了“取天下”,不惜穷兵黩武,争霸中原,导致误国误民误己的一面,同时也没有忽略他顶着压力,巧妙地与日本人进行周旋,从而千方百计维护国家主权的一面。
张爱玲出身名门,却又颠沛流离,半生漂泊;她用文字把爱情写成不朽传奇,却逃不开寂寞一生的宿命,孤独终老。《张爱玲传》严谨地以文献为依据,对张爱玲的人生及作品做了全面深入的发掘,将张爱玲的作品与其经历、思想、情感等结合打通,处处是由文见人的洞见,描写真实准确,生动感人。既写出了张爱玲的绚丽夺目,她何以是伟大的作家;也写出了张爱玲的孤寂,她何以是决绝的现代人。
本卷收录了习近平同志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二一年十二月期间的书信共二百三十九封,内容涉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论及重要的政治原则、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党性修养、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学习方法。
本书系《共和国青海记忆丛书》之一,讲述了慕生忠带领的筑路团队在财力匮乏、技术短缺、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靠铁锹、钢钎等极为简陋的工具,仅用7个月零4天的时间,在生命禁区打通格尔木至拉萨的公路运输线,创造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的动人事迹。慕生忠将军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军民的这种精神,时隔六十年后,被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在新形势下,这一精神对践行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实现党中央对西藏两个屏障、四个基地的战略定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