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利恒,是一座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古老城镇,被誉为“世界历史的支点”,那里承载着如此多的意义,有历史,有神话,有宗教。它生动地活在每个人的想象之中,每年有250多万游客前往。对有些人来说,伯利恒仍是Bible里描述的沙漠边缘的小镇;对有些人来说,它困在一堵墙内,周围是以色列定居点以及敌对的定居者和士兵。英国作家尼古拉斯·布林科在伯利恒生活多年,他从自己生活在其间的内心体验出发,用十三个章节讲述了伯利恒的前世今生。他从公元前九世纪的洞穴和雕刻讲到当今复杂的政治,带领读者通过其石街和沙漠洼地、修道院、水渠和果园,从各个角度和时代展示了这座城市的面貌,也不可避免地揭示世界上最棘手的政治问题之一。
本书运用定量分析和新近科学发现,首次将棉花产业、气候、骆驼驯养与伊斯兰伊朗的繁荣和衰落及突厥游牧部落的入侵联系起来,并将这一时段的伊朗高原置于世界史的视野之下,探询了伊朗黄金时代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复杂且持久的影响。作者认为,棉花生产和出口的繁荣使伊朗成为9-10世纪伊斯兰世界生产力最强盛、文化最活跃的地区;而到11世纪,由于“大寒潮”的到来,棉花大繁荣在伊朗北部逐渐消失,伊朗经济急速下滑,并促进了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奠定了后者延续几个世纪的政治统治地位。本书观点大胆新颖,考证分析充实有力,援引资料扎实丰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世界格局的迅速变化和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涛动,日益凸显了土耳其的特殊地位。在区域与国别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从基础入手进行奥斯曼-土耳其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也见证着青年一代学子的迅速成长。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住持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本书立意为奥斯曼-土耳其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打造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
学术史具有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因此,本书的内容涉及了奥斯曼-土耳其研究中的一些基本且重要的问题,比如,奥斯曼帝国历史书写中的衰落论问题,帝国转向问题,所谓米勒特制度问题,土耳其人阻断商路说,土耳其共和国的语言文字改革问题,土耳其的社会主义问题,土耳其的女性解放问题,等等。每篇论文力争从最基本的研究文献入手,分析史料运用情况,指出问题之所在,廓清相关研究动向,以期为国内学界奥斯曼-土耳其研究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书设定背景是1750年的伊斯坦布尔, 作者以充满故事感的描述, 辅以大量图片、引文, 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1750年的伊斯坦布尔是冒险的旅行者最喜欢的目的地, 一个充满了兴奋、阴谋和神秘的城市。在这趟穿越之旅中, 你可以从奥斯曼帝国宏伟的宫殿和清真寺以及在他们之前的拜占庭人伟大的艺术和建筑成就中汲取灵感; 还可以到当地人家里做客, 陪他们去豪华的浴室, 和他们一起去咖啡馆放松; 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上与商人进行贸易, 享受丰富的节日活动, 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进行愉快的旅行。
《圣武亲征录》是一部由不知名撰人所作的蒙古史著作,也作《皇元圣武亲征录》,全书共一卷,讲述了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并向西发动军事征讨,以及元太宗窝阔台统治时期的有关史事。记事自元太祖成吉思汗诞生,迄辛丑年(1241)元太宗窝阔台汗之死。对成吉思汗早年事迹及统一蒙古各部,向西发动军事征讨、南下攻金和窝阔台汗灭金等均有记载,虽较《蒙古秘史》简略,但有些记事可补《元朝秘史》《元史》之阙,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刊由郝春文主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合办,编辑部设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此刊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年刊,自第十卷起连续在我社出版,至今持续出版至第二十卷,此书为第二十一卷。
本书集中展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隋唐辽宋金元史重点学科”研究室研究成果,每期邀约业界知名人士撰写专稿,内容集隋唐、宋、辽、金元史为一体,举凡该时期历史各领域均有专论。
本书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之际所创作的研究回顾性专著。书稿脱胎于1989年4月作者在罗格斯大学进行的三场梅森·韦尔奇·格罗斯讲座,后进行整理扩充,并付梓。本书聚焦大革命史——而不是大革命本身——在19世纪和20世纪经历的解释的变迁,结合相应时代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语境进行了梳理和解释。在此基础上,作者批判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盛行的“修正主义”风潮,并强调:大革命永久地改变了世界,并引入了能继续改变世界的力量,它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18世纪和19世纪初, 改革的浪潮席卷了全球, 包括落入转型危机的奥斯曼帝国。为应对政治动荡、体制危机和民众叛乱, 奥斯曼帝国设计了各种改革方案。帝国成了一个政治剧场, 其中各种政治行动者发起了斗争、合作和竞争。本书研究了三种相互竞争的秩序, “帝国的新秩序”“显要的秩序”和“社群的秩序”, 或者说集权-官僚的, 分权-契约的, 参与-民主的。为了解决危机而签订的《同盟誓约》则意味着奥斯曼历史中的一种激进的、基于“伙伴关系”的可能性。这些探索在不脱离全球史框架的同时, 对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叙事提出了质疑, 放大了过去被忽略的地方政治文化实践, 为我们进入土耳其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