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自然知识——建构论与科学史》(英)简·戈林斯基著 科学出版社 2016/1/1

内容简介：

　　《制造自然知识：建构论与科学史》从社会建构沦和科学史的视角，对科学家制造知识的过程做了全面而系统的分解。《制造自然知识：建构论与科学史》将科学看作人类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对传统科学进步观念提出了挑战，认为社会建构对科学家身份的认同和科学家知识产生的地方性有重要影响，其中语言、仪器、图像表征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制造自然知识：建构论与科学史》可供科技史、科学哲学、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以及相关专业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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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制造自然知识》最初出版于1998年。七年后的第二版提供了一个机会，也表达了某种责任。我很高兴有机会澄清写这本书的目的。我也觉得有义务重新思考完成了什么，让读者了解我要使本书达到与读者相关的程度是什么。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考虑“建构论的”观点在最近几十年是如何影响了科学史的学识的。我将建构论宽泛地定义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引导了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在制造科学知识中的作用的注意。这个有点包罗万象的定义允许我为近期历史研究创造一个明确的线索，从1970和1980年代发展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追踪它们的渊源。允许我以某种足够“大量”策略的方式描述建构论。我忽视理论家之间的某些区分，任意地提及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是建构论者的历史学家。当然，没有这样的范畴能够涵盖每一方面；当忽视其他研究时，这会引起某些历史研究的关注。它的确证在于提供了理解科学史学家近期某些重要工作的框架，并把经验研究与理论观念联系起来，这些理论观念大多是但不是唯一地来自社会学家。
激励我写这个本书的是周遭令人兴奋的社会学研究及其对科学史的意义，这一点我在1980年代后期的英国，特别是在剑桥目睹过。在那个要点上，巴斯学派和爱丁堡学派已经明确了它们的立场，而且迷人的新观点正在巴黎出现。爱丁堡的巴里?巴恩斯和戴维?布鲁尔用科学实践的模型确认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结构的方式，解释了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这使得理解科学的社会维度成为可能，而不用涉及习惯被称为“外在因素”的东西。许多人将爱丁堡学派对库恩的解读看作是对科学的无拘束的经验研究，这不同于先去妨碍他们的认识论问题的成见。当他们表明他们自己处于特殊的环境时，这个观点不是判断什么是或者不是“科学的”，而是致力于实际的实践。到1980年代中期，历史学家跟随社会学家研究科学家小组，检查实验室中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受亨利?柯林斯在巴斯的工作的激发，研究科学争论。
同时，史蒂文?夏平和西蒙?谢弗的《利维坦和空气泵》（1985）指出了科学编史学的社会学视角的可能性。这本书在该学科的评价很大程度上被延迟了，但是在剑桥没有人质疑其重要性。它的影响可追溯到剑桥小组的成员那些年对历史研究的后期贡献，这些成员（处他人外）包括Adrian Johns, Alison Winter, James Secord, Myles Jackson, Iwan Morus, Andrew Warwick, Rob Illiff。夏平和谢弗的工作的意义是强调现存的一种趋向，即有限时空范围的“微观-历史”的风格，这不同于先前一直被看作标准的大规模的“宏观-历史”。当用它来详细说明科学知识在社会中的广泛分散时，这种转变被认为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延伸并超越了特殊实验室中从业者小组的界限。由布鲁诺?拉图尔及其合作者在1980年代引入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供了处理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问题的资源，但同时也对SSK产生了重大的理论问题。不久，这些问题就清楚了，拉图尔的概念帮助历史学家详细地理解科学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在实验室之外的世界中运作。但同样清楚的是，他的观点在几个方面遇到了抵抗，不只是在提出把无生命客体的中介看作同等的人类中介处理的方面。
《制造自然知识》实际上是我远离剑桥后于1990年在美国写作完成的。跨大西洋到美国后使得我认识到，在美国科学史学家共同体内部，这个领域的概念体系非常不同于英国的，有些是潜在地相容的，其他则是明显地对立的。我试图使本书阐明建构论观点的价值所在，以尽可能拓宽历史学家的视野。我不仅想把社会学理论与已确立的科学制度和共同体的社会史联系起来，而且也与技术史联系起来，并探讨国别背景、人种特征和殖民主义。此外，我想与跨学科的科学论的工作联系起来，比如关于性别、修辞学的工作，以及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因此，本书从阐述社会学基本理论开始，然后通过检查一组一般主题清晰表达其使用，比如科学发生的地方，它是如何在语言中被实施的。支持这个结构的意象是一条河流，它发源于一个单一的源流，一边蜿蜒流淌不断扩大，一边滋养着广阔的平原。
当本书出版后，我高兴地听到许多人发现它对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科学史教育是有用的。几个评论者提及他们将它用于此目的，我收集了来自几个国家的研究机构的教师和学生个人的表扬信（Eddy 2004）。在这个方面，我相信本书达到了它的目标读者。评价它的历史学家通常建议了其内容被扩展的几种方式，同时也承认任何案例研究的选择都不可避免是部分的。我把这些建议作为证据，即本书在其其他主要目标上是成功的：刺激关注的历史学家反思这个领域的现状，以及我们工作的经验与理论方面之间的联系。大多数赞成的评价是科学史学家给出的，它们或许表明了本书读者认同的主要学科方向。另一方面，我知道本书也在历史系、哲学系、心理学系、传播系即经济学系得到阅读。一些书评者似乎一直期望有一本完全不同类的书，这或许表明了跨学科话语遇到的错配的期望。然而，出于这一目的，本书的潜力由英格玛?博林（Ingemar Bohlin）在《科学的社会研究》中的广泛评价显著地给出，该书恭维本书为社会学理论做出了贡献。博林描述了历史实践对于基层理论概念可能蕴含意义的几种方式。他向我表明，我自己构想的一些概念问题太松散，需要在哲学上澄清。这不是我指出他的观点值得他们关注的地方，但是我欢迎他对这一观点的认可，即历史实践和社会学理论之间的通道应该是双向街道。
当在这些领域创造一个发展的叙述时，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替代性说明是可能的。一个——虽然有不同的焦点——已由约翰?扎米托（John H.Zammito）在他的《知识的精确重排》（2003）一书中给出。扎米托从智力史学家的立场审视了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中近期的理论发展，密切关注哲学论证的细微差别。他的说明是相当见多识广的且很有同情心。但是在有点可笑的结局方面它达到顶点，以他清楚地所看到“科学论战”和1990年代的索卡尔事件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扎米托以对哲学错误的尖锐的讽刺性评论，定期地对他的论证进行仔细的总结，他相信那些哲学错误破坏了自奎因和库恩以来科学论的整个传统，加速降到危机和“重排”。我从他的说明中学到了很多，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些时期该领域的近期历史。我同意扎米托对库恩的重要性的评估，坚持认为后来的学者有理由赞成他把历史的和社会学的研究与他们的从属于规范认识论区分开来。这种立场——尽管无意于代表库恩的结论——最终是开放的。尽管它割断了与传统科学哲学关注点的联系，但是它打开了经验研究所有形式的自然知识的崭新领域的大门。
我将承认从“科学论战”的某些不成熟状态退却，这提供了扎米托的书的高潮。我决定不直接从我的观点陈述它们。我当然没有看到索卡尔的恶作剧——他在《社会文本》（1996）杂志发表欺骗性的后现代主义文章——由于已经封闭了整个后现代主义传统的命运。由于1990年代狂热的对抗消退，我们应该能够更加清晰地判断它们的意义，并弄清为什么激起了关于真理和相对主义问题的激情。约翰?盖尔利（John Guillory）的文学评论文章在这方向迈出了第一步（2002）。盖尔利通常把科学论中使用的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类型与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流行的更极端的构想区分开来。另一步是由杰瑞?拉宾格（Jay Labinger）和亨利?柯林斯（Harry Collins）在他们的合著《一种文化？》中迈出的（2001）。在这个温和的争论中，建构论者被免除了与科学知识对立的责任。他们使用相对主义作为工具而不是作为一个累计怀疑主义的表达，这是普遍同意的。排除认识论问题与人们研究客体的关系，不是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放弃追求产生可靠知识的愿望。既然科学论战的尘埃已经落定，对于想这样的主题的分析就有正当的前景。这种联系的一个受欢迎的发展是，社会建构论提出的问题由哲学家来完成。伊恩?哈金（Ian Hacking）、亚瑟?法因（Arthur Fine）、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和其他人近期的工作表明，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的领域可能重新建立共同的兴趣。
我自己的定位是历史编史学的而不是哲学的。这样，我与其提供建构论的一个理论确证，不如将其置于学识方面近期发展的一个说明。对哲学家来说，我假设这似乎像一个循环论证，因为我的历史叙述明显体现出是强调建构论的重要性的。也许有人会问，这种历史叙述是如何用于确证建构论的？我的回答是，编史学似乎是适当的方式，其中阐述了历史学家和学历史的学生。编史学的理解是所有历史形式的反思性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当我们试图理解其他一切的时候，我们试图理解我们自己观点的发展。我们不期望能够通过步入我们居于其中的历史语境来安全获得我们所做的基础。
几年后，语境明显不同了。本书的读者有资格问，建构论的观点是否仍然指引着未来的方向。情形已经表明，建构论的时光已经过去，历史探寻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联系分离了，至少是削弱了。一些评论家建议，建构论作为历史学家的工具包有它自己的局限，正如罗伯特?科勒（Robert Kohler）对我的书的肯定性书评中所指出的（1999）。用不着否认情形可能如此，事实上，我强调，我主张当使用建构论的时候，历史实践已延伸和修正了建构论的观点。历史学家在选择他们的工具时可能总是折中的，不过我承认这一点并建议建构论被认为是许多其他方法的补充。以这种精神，我讨论了福柯（Foucault）的关于规范的作品、认同概念和自我塑造、关于修辞学和诠释学的工作，以及历史学家对叙述的长期关注——这些没有一个是SSK的标准主题，但均是相关的。我建议，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如何利用建构论。
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本书的新版是由保证的原因。建构论可能已经失去某些往日的辉煌，但是它在众多当代编史学方法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根据宣言和纲领，它可能很少是可见的，但是它仍然在可意会假设的层次预示了更多的历史学识，尽管这些有资格通过其他方法的影响。的确，由于其减少的可见性，阐明它的基本原理似乎是值得的，并追踪它影响的线索。
让我给出近几年已发展起来的历史探寻领域的两个例子。在这两个例子中建构论的遗产能够被识别。第一个在它追求的目标方面是全局的，第二个处理个体。两个例子都反映了历史学家自愿调整他们的关注点在不同尺度的范围分析现象。第一个阐述了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和控制的模式，这是在SSK时期被建构论所忽视的。第二个集中于个体认同的复杂性及其在特殊语境中的构成，还有在老建构论研究中缺失的主题。在这两个案例中，学者们一直利用理论资源——分别是后殖民研究和性别研究——这激发他们探讨新的经验材料。至少对于某些人，个人的和政治的价值比经典建构论的情形更明显地充满了这些探寻的类型，这的确由于缺乏批评这个元素在某些方向产生了问题。
探讨第一个领域：学者们研究欧洲全面统治时期的科学和技术的角色，他们部分利用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的观念。但是，当他们提出西方影响的扩张这个传统叙述的问题时，他们也修正了这些观念。例如，详细的分析出现在科学和技术系统作为殖民化和帝国主义的方面的延伸。比如，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制作地图的作用，已经由马太?埃德尼（Matthew Edney）跟踪描述过（1997）。其他人详细阐述热带医学和认识论的历史、气候学史和自然历史，以及它们从印度到爱尔兰的殖民势力结构的作用。与进步和现代化的旧故事不同，这些工作没有假设科学知识不经努力或者抵抗就能够跨越一个温和的领域而传播。相反，他们强调相当大的劳动包括在自然知识的扩展及其文化变迁的敏感性。知识和势力网络的扩展表明遇到了抵抗的均等力。其他的研究特别致力于这些反作用力。其中有些强调文化形成的顽固地方主义，甚至那些已经在国际研究机构工作的人们也持这种立场，比如当代日本或者印度的物理学家。有些人描述了西方科学和技术对于本地使用的适当性，或者描述非欧洲人参与合作产生科学知识的情形。还有人描述了研究信息交流的从“边缘”到“中心”的意外逆转，比如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对18-19世纪英帝国殖民边区村落中对环境意识的伪造的描述。地方主义、适当性和反殖民主义的叙述，要求在对全球科学和技术的当代说明中有一席之地；他们补充了从帝国中心向外工作的历史。西方科学的全球化开始出现，不是作为其内在普遍性的结果，而是作为一个拼凑的、不稳定的补充物，依赖于人造物的流通循环和实践的再生产，在许多方面遇到挑战和抵抗。
蕴含在这些历史说明中的模型与拉图尔的模型有共同之处。它们强调科学知识的去地方化要求通过支持性的基础设施或者网络对人造物的动员来实施。比如，标准化和计量学的拉图尔式主题，在关于气象学和制图学的大多数工作方面是明显的；拉图尔称之为“不变的移动”的中心化在博物学的历史中通常被强化。然而，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拉图尔的模型通常在其倾向强调从原始点开始扩展网络的过程中对历史学家似乎太僵硬，这意味着知识总是从一个单一的场所开始传播。建构论者优先处理实验室，但是科学知识也被发现是在野外和森林、在航行的船上、在山顶上、在探测和贸易中被制造的。同时，他们试图把拉图尔的网络植入他们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背景，历史学家已经查明抵抗力和反转。他们不仅谈论网络，也谈论“贸易区”和循环模式。建构论的理解——去地方化是劳作的产物和取代人们和事物的结果——仍然至关重要，但是拉图尔的社会本体论在历史学家的实践过程中已经得到重要的修正（Livingstone 2003）。
建构论的方法对于个体认同的建构，也影响我们关于科学从业者所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这个概念：作者的角色。还有，对拉图尔的主张的反响也能够听到——建议作者认同是分配的中介的产物，这是由延伸到单一个人的过程建构的。作者类型的创造，以及它用于把文本指派给一个特殊的个体，一直被描述为社会过程。学者包括罗杰?查特（Roger Chartier）（1989）和艾德里安?约翰斯（ AdrianJohns）（1998）的工作已经表明，现代作者的概念在第一世纪的印刷文化期间如何成形的。作者是司法权力、检察官管制、所有权概念和规矩的复合体的产物。印刷商和书商在形成文本和指派他们的作者认同方面起到重要作用（Biagioli and Galison 2003；FrascaSpada and Jardine 2000）。当然，一本书的实际印刷并没有结束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作者认同被构成，其意义被确定，正如詹姆斯?西科特（James Secord）（2001）在于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的匿名《创造的自然历史的遗产》的联系中所表明的那样。印刷的书对于拉图尔的“不可改变的移动”似乎像候选者，但情形似乎是它们的不变性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
天生固有的。相反，它们在某种法规、贸易和治理的语境中是稳定的。作者认同的概念是这个历史的产物，这个认同允许我们提名一个特殊个体作为一本书的原创者和其意义的来源。
对于有写书经历的某些人来说，认同的含义是矫正性的。考虑这些发现是如何用于我自己的书的，我尽力想到其意义不由我掌控了。我已经辩护，建构论的遗产对于科学史的规范的现在所有分歧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我试图提供一种编史学的叙述，它把建构论作为它的核心主题使用，将该学科的过去与其现在的状态及可能的未来联系起来。但是建构论的观点也清晰地隐含了，我的书的效用和意义将由他的读者来决定。它的重要性将浮现在诠释学界的工作中，这比我预料的要广泛。本书的第一版产生了广泛的反响，也已经促进第二版的出版，我对第二版抱有更大的希望。
致谢
我感谢Jim Secord 2004年8月5-7日在哈利法克斯（Halifax）、诺瓦（Nova）、斯科舍（Scotia）举办的第五届英国-北美科学史会议上的主旨演讲对我的激励。我也感激2004年8月30—9月3日在博洛尼亚（Bologna）举办的科学史国际暑期班的学员对这个前言的草稿的回应。我还要特别感谢Rebecca Herzig, Dominique Pestre和Mary Terrall，他们与我的对话帮助我澄清了我想要表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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