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的查士丁尼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经历了政治和文化上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疆界再度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以外，然而这种辉煌的成就维持的时间却非常短暂，在查士丁尼统治末期，帝国便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主要源于战争频仍导致的国家财政无以为继，而波斯的入侵、蛮族的反抗、内部基督教纷争等问题，使得查士丁尼之后的君主们逐渐认识到在古代罗马陈旧的国家体制内寻求拜占庭国家出路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在面对外部和内部危机之时，查士丁尼之后的四位君主都在探索国家未来的出路，怎样才能使国家存在和发展下去，怎样在新的框架内实现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化的整合，是他们孜孜以求的思索和实践的目标。这四位统治者中最杰出的莫过于莫里斯（Maurice,582-602年在位），他在位二十年时间，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实行多方面的改革，使国家渡过了艰难的危机，开始了一条全新的转型之路，而莫里斯时期大部分的改革措施在此后的伊拉克略皇帝时期继续沿用，并有所深化。莫里斯时期是帝国变革和转型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正如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所言，“它标志着陈旧过时的晚期罗马帝国向具有崭新的充满活力的组织结构的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转变”。莫里斯的改革奠定了帝国中期诸多制度框架的基础，例如军区制与纵深防御战略，这些制度确保帝国逐渐走向兴盛。本书主要关注6世纪末期莫里斯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将借鉴古代晚期研究中的“罗马世界转型”范式，关注这一时期政治和军事领域内的变化，重点探讨莫里斯时期为转型所做出的努力，尤其他在军事和行政领域内的改革为伊拉克略时期转型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狗狗都市观》介绍了纽约、巴黎、伦敦等三大主要都会中一种惊人变化的起源——人犬关系。如今，当你漫步在任何一座美国或欧洲城市，可能不需要走多远，就能看见有市民在遛狗。那些经过驯化的犬科动物轻松自如地穿梭在人行道、马路以及其他各类建筑设施中。但是，你可曾想过，或许我们的城市恰是由我们对狗狗的反应塑造而成，只不过我们目前并未意识到这点？ 克里斯·皮尔森的著作大胆且极具说服力地论证了人犬关系是现代都市生活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皮尔森以19世纪早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纽约、伦敦和巴黎为研究对象，指出人对狗的反应极大地重塑了这三座城市及同时期的其他西方城市。 狗是一些人最为喜爱的动物。人类喜爱宠物与同情流浪动物的情感，也正是塑造都市现代化的强劲力量。情感、情绪、人对自己喜好之物表达热爱的方式，以及这三点间存在的复杂相互作用，便是本书倾力讨论的话题。本书旨在察明上述三种情感的合力所向，分析其何以真切影响并深刻改造了现代西方城市与现代城市社会生活。

这是一部从气候学、动物学、植物学、骨骼学等自然科学学科考察古罗马历史的论文集，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瓦尔特·沙伊德尔汇集了处于领域前沿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的七篇论文，其研究成果有助于重建古罗马世界的生活。他们讨论了气候变化及其对古罗马史的影响；以丰富的人类骨骼材料记录构建了一个生物档案库，其中保存了有关健康、营养、疾病、工作等重要信息；展示了如何将古代 DNA 用于追踪传染病的扩散，以及牲畜和农作物随人的传播。

本书北京大学日本史研究大家王晓秋教授近年研究日本的作品集，本书收录的是作者已经公开出版的文章，是叙述自古以来的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悠久传统、传承的简史。本书四编组成。其中第一篇是中国人研究日本史的悠久传统与传承； 第二篇是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战争对日本的影响；第三篇主要是通过中国学者的日本研究著作来反映近现代中国对日本的研究；第四篇主要收录的是梁启超、鲁迅、孙中山等在中日交流、与日本友人的记录等。

中世纪晚期（14-15世纪）是英国近代化的孕育和启动时期。这一时期的农民阶层作为传统社会的主体，生产力的主要创造者，其社会生活水平在基本层面上体现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程度。 本书以经济-社会史关注日常生活为出发点，从农民社会生活这一微观角度透视英国社会转型，既强调劳动者在社会变迁中的历史作用，又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与英国社会转型这一重要论题结合起来。旨在对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的饮食结构、居住条件、服饰装扮、社会交往、休闲娱乐、教育状况及其变迁进行综合研究。通过对英国社会普通劳动群众日常生活状况及其变化征迹的探索，揭示农民阶层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一个角度深入地认识英国社会转型的动因和历史轨迹。

位于中国东方和南方的朝鲜与越南同属古代中国最亲近的邻国，自古迄今，政治、经济与文化均与中国密切不可分，尤其是明代中国作为古代东亚“宗藩体系”的核心，有从朝鲜、安南、琉球征索、纳贡来的宦官阉人。这些出生于朝鲜和安南却“异化”为“贡品”被进贡到明朝而其又纵横捭阖于出身地（朝鲜、安南）与工作地（明代朝廷）之间的“国际化太监”，为理解前近代的“东亚”提供了一个“新窗口”。藉此，我们可“小中见大”理解前近代东亚世界的秩序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运作的，而“去势”的宦官却成为东亚世界“势力”以及“势差”的一个表征，为解读东亚区域关系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

代议制度滥觞于中古英国，它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孕育于中古代议思想之中。而代议思想的出现亦非一日之功，而是古典时期的文化与制度遗产传承、发展、演变、融合的结果。伴随着中古代议思想家们的理论探讨，这一思想最终形成并被运用于中古英国的政治实践，由此产生了代议制。本文对中古英国代议思想的萌生、发展进行梳理和分析，并结合代议思想家们的“代议观念”对中古英国代议制度的早期实践进行探讨，不仅深化学界对代议制度的既有认识，更能从认识论的角度重新理解代议思想与其实践的关系问题。 创新点： 1. 学术创新 第一，在学术思想方面。迄今为止，国内还未见关于英格兰中古时期代议思想的专著出版，本成果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且，提及代议，多是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法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少有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阐释西欧中古时期的历史文本，对代议思想的源起进行梳理。国内史学界更多关注的是西方近现代代议制度，对中古时期代议思想的出现、生长、蜕变及发展关注较少。即使有，也仅是对中古时期某个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进行总体论述，并没有专门将其中的代议思想提炼出，并集中串联起来进行分析比较。相较于欧洲大陆，英格兰的代议制政府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层次上都有更加卓越的发展，所以，在此以中古时期的英格兰作为研究对象。 第二，在学术观点方面。首先，立足中国文化背景或以中国人的视角审视中古时期代议思想，提出一些西方学者难以或不能提出的问题或观点。其次，代议思想是古典时期的文化与制度遗产传承、发展、演变、融合的结果。古典时期的文化与制度遗产对中古时期代议思想的影响极大，而国内还尚未从这个角度对代议展开研究。对于中古习俗里蕴含的代议因子、中古税制与议会产生的关系，国内亦缺乏研究，本成果具有开拓意义 2、应用价值 对英格兰中古时期代议思想的溯源与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当代英国的政体国体、政治制度及其运行特点等，深入理解现代欧洲议会制度以及政治体制的内涵、运行及实践，对分析和解答目前欧洲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亦有探索性的意义。从而更加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信心。

本书以灌溉农业、畜牧业和小麦种植业为重点梳理1788-1901年殖民地时期澳大利亚的农业发展与环境演变的整体进程，发掘澳大利亚农业系统建立过程中长时段与大尺度的环境变化、环境认知、殖民科学、种族关系等多重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解析殖民农业的发展叙事与殖民帝国的扩张神话。一方面要把农业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将农业的发展置于欧洲拓殖者在全新的生态条件下开展农牧事业，借此把澳大利亚建设成全新的白人公民社会的历史背景中来讨论。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的农业环境史又受制于英帝国的世界殖民和全球移民，因此本书还需要在这一层次上呈现景观与生态知识的联动，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重要农业生产部门的发展图景，展现不同种族的传统生态经验和殖民地环境之间的碰撞，并分析农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话语体系，以及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力争不停留于简单的生态批判，而是厘清这一历史进程中自然与社会历史之间具体而复杂的互动。

公元前66年至公元628年间，以地中海盆地为核心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与以伊朗高原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核心的帕提亚—萨珊帝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周期性相互攻伐，即所谓的“罗马波斯战争”。本书主要内容为公元1-7世纪罗马—拜占庭帝国与帕提亚—萨珊帝国的战争史，主要利用希腊罗马史料、犹太史料、亚美尼亚史料和阿拉伯—波斯史料为文献基础，按照时间发展顺序梳理公元前66年至公元628年间罗马—拜占庭帝国与帕提亚—萨珊帝国之间的历次主要战争起因、过程及影响，并从国际体系理论和文明交往的角度阐释罗马波斯战争的动力机制、参与力量、演变阶段和后世影响，是国内学界首部以罗马波斯战争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论著。

英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而英国之所以能够率先实现话，与工业革命之前英国政府的工商业政策密不可分。当时英国政府凭借融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国家强权管制为一体的重商主义，依靠国家政权对经济活动持续扶持和监管，为后来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就了19世纪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对全面深刻理解英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旨在通过回顾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在工业革命前的都铎时期对工商业经济实行政府管制的史实，揭示英国实现近代之“大国崛起”的深层原因。

本书是一本专门研究土耳其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的专著。本书通过历史地、系统地研究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探索其民族问题形成的机理、特点及其对土耳其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土耳其（政府）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经验和不足。土耳其在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对广大发展中或新兴国家处理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镜鉴作用。本书的难点是宗教对土耳其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影响；重点阐述了土耳其民族问题形成的过程、机理和特点；最大的创新点是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历史地、系统地研究土耳其的民族关系及民族问题。

16-17世纪，日本与四个欧洲国家展开了精彩的商贸交流活动。大航海活动的先锋葡萄牙人最早抵达日本，他们实行商教一致原则，在日本其既经商又传（天主）教，这一策略在16世纪取得成功，到了17世纪却成为其败走日本的根本原因；西班牙人对日本市场没有多大兴趣，后来退出；英国人也基于诸多因素，未能成功经营对日贸易，早早关闭在日商馆；最终，只有奉行商教分离的新教徒荷兰人赢得日本统治者赏识，他们排挤了葡人，保住了驻日商馆，得以持续与日本（德川幕府）开展商贸活动。本书深入探究了日本欧洲在16-17世纪的初次碰撞，重在考察双方的商贸往来，并尝试从世界经济发展、全球交通贯穿、东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分析其带来的特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