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波多野澄雄所具有的多重身份使他不仅可以历史学者的眼光审视历史，而且得以窥见政治与历史尤其是历史观的关系。相较于探讨日本国民为何无法对“过去的战争”形成共有记忆，本书更集中于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日本这样一个战败国来说，在多种历史认识和战争观共存、竞争的前提下，应如何应对起源于战争和殖民地统治的“历史问题”。
……也不是不可能……游行示威，又能改变什么？相较于游行示威，投票不是更好吗？不组建政党将手无缚鸡之力不是吗？18世纪至19世纪的近代代议制民主主义思维，若死报不放，思路未免狭隘。200年来出现的老套路。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在回答之前，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今天的日本到底在发生什么？所谓的改变社会到底是指什么？而这本书，就是要从历史的，社会结构的，或思想的层面，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
龙牙门是新加坡的古称。从龙牙门到新加坡，说明了新加坡历史发展的轨迹，也说明了这岛国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发展成国际大港的历程。本书根据当下所发生的事件，从历史的角度剖析新加坡的发展、人物及地名变迁。全书分为石叻纪事、风流人物、源长流远、盛世修典四个部分。本书的论述，能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新加坡，同时可让读者从中获得一些启示，促进中新两国民间友谊，因此既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也不是不可能……游行示威，又能改变什么？相较于游行示威，投票不是更好吗？不组建政党将手无缚鸡之力不是吗？18世纪至19世纪的近代代议制民主主义思维，若死报不放，思路未免狭隘。200年来出现的老套路。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在回答之前，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今天的日本到底在发生什么？所谓的改变社会到底是指什么？而这本书，就是要从历史的，社会结构的，或思想的层面，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
龙牙门是新加坡的古称。从龙牙门到新加坡，说明了新加坡历史发展的轨迹，也说明了这岛国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发展成国际大港的历程。本书根据当下所发生的事件，从历史的角度剖析新加坡的发展、人物及地名变迁。全书分为石叻纪事、风流人物、源长流远、盛世修典四个部分。本书的论述，能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新加坡，同时可让读者从中获得一些启示，促进中新两国民间友谊，因此既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书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理念出发，倚重原典实证，研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旅居日本的欧美学者对日本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及其相应日本文化观的形成原因。以梳理“异域之眼”所带来的洞见与视域盲点为主轴，整体观照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全面阐述学科化的“日本学”这一理论本体的基本内涵、发生轨迹、典型特征与价值意义。旨在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与国际日本学研究拓展新的视角、思路与研究领域，以期进一步深入理解日本，更加全面地理解欧美世界，并提供反观中国自身的镜鉴。
《俞辛焞著作集（套装 1-10册）》把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史放到纷纭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去分析、研究，运用“双重三角国际关系论”，阐明了孙中山与日本，袁世凯、北洋政府与日本，列强与中国及日本等复杂关系中的“双重性”特征。在对袁世凯的评价问题上，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沿袭袁世凯对日卖国外交的定论，而是对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在对日外交活动中的一些积极表现及作用，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获得了学界的肯定和好评，认为该著不仅大大深化了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日两个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相互间的关系也是源远流长。从史学史的专业角度出发，笔者对中国史学中日本研究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怀揣鄙陋之见求教于两位授业恩师。乔治忠先生从其大作《环球凉热——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历程》出发，嘱以从中国历代域外载记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孙卫国先生则从大作《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出发，启发以“从中国看周边”的思路着手，从文化交涉学和心态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在两位先生的启发和鼓励之下，笔者开始逐渐深入和扎根于此领域之中。在乔先生、孙先生的关心和帮助之下，笔者于2008年9月作为南开大学与爱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身份负笈东瀛。在日本学习期间，笔者收集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资料，了解了日本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爱知大学受教于日中关系史研究专家马场毅教授，使我对中日关系史产生了的认识。同时在选修马场先生的研究演习课时，笔者即把*近的研究心得发表出来，得到了先生认真的指导和中肯的批评意见，获得了很多的启发。除此之外，笔者留日一年更重要的收获是有了亲身体验的机会，可以跨越时空与先贤对话，体味异域文化的别样感受。这种对异域文化的体察和认识，更加有助于自己对明清时期先贤们的日本研究的深刻认知。
中国古籍中关于日本的*早记载要从《山海经》开始，以后历代史书中关于日本的记载逐渐丰富起来。其中主要以正史中的记载为主，共计有十四种十五篇专传对日本进行了研究。而日本研究的高潮则以明朝为发端，标志就是薛俊《日本考略》的出版。虽然此书篇幅不大，研究也不够深入，但这毕竟是中国现存的第1部专门研究日本的史书，其历史地位应该得到彰显。而随着明代倭患问题的日益严重，以及抗倭援朝战争的展开，大量研究日本的史籍不断地涌现，甚至出现了众多以御倭为军事目的的专书，而一时学界的著述巾也纷纷针对倭寇问题发表看法。明亡清兴以后，对日本的研究也渐渐转入低潮。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日关系开始逐渐紧张。中国日益落后和被宰割的局面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蒸蒸日上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时清朝又逐渐兴起了研究日本的高潮。特别是两国交往不断密切以后，大批中国人赴日，亲自调查和了解日本。其中既有清朝驻日外交官，也有政府派出的考察官员，还有公费或自费的留学生，他们中很多人编纂完成了专门研究日本的史籍。清朝日本研究的高峰无疑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书。中国传统史学十分发达，但主要是对本国历史的记载，并不十分重视对外国历史的编纂。类似明清时期这种出现大量日本研究史籍的现象显得极为罕见，中国传统史学中对任何其他国家的研究从来没有像对日本的研究这样重视，可见探讨这一史学现象显得极为重要，而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书名中的“朝鲜”是一个地理概念，指朝鲜半岛（含今之朝鲜与韩国）。“朝鲜汉文史籍”是指朝鲜半岛人使用汉语文言文、运用中国传统史体撰写的史书，它们或记录朝鲜半岛的历史，或记录其周边国家（日本、琉球、中国、越南）的历史。“丛刊”谓汇聚诸书，以丛书形式分辑出版。
所收书籍，其成书时间上限是高丽王朝，下限是一九四八年。
整个《丛刊》拟分为以下十类（或十种“史体”）：纪传体、编年体、杂史、传记、谱牒、政书、职官、诏令奏议、地理、目录。
以綫装本两叶缩印为影印本一页的方式编辑（字小而不便阅读者例外），影印本十六开，每册约五百三十页，全书共计一百五十册左右，收书约三百种，拟分五辑或六辑出版，每辑收录一至三类。
全书均为影印，故底本的正文、卷次、叶次，即使有误，也保留原样。
底本阙半叶或一叶者，以方框加“缺”字标注；连续阙数叶者，则在上叶左边栏标注“下缺若干叶”。
各书之首均重新制作书名页，于新制作的书名页次页标注各书底本。
各书均单页另起。一书之内，各卷另页起，为节省篇幅，同一书籍之各卷，即使单码页结束，亦不留背白。一书有多处版权页者，仅保留*末一处。
各辑之首均有《总前言》《编纂凡例》、本辑《前言》、本辑《目录》，各辑之末附《朝鲜纪年表》，*后一辑末册末尾附全书《总目录》。
日本国家的现代化始于幕末时代，以美国人佩里来航迫使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为导火索，引发了天皇、朝廷、幕府、各藩之间的争斗角力，*终统一在破约攘夷的口号下，通过吉田松阴、坂本龙马、大久保利通等有识之士的努力，日本探寻自身的崛起之路，导致了幕府的垮台，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