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和翻译论文十篇左右,论文以中国古代史从汉魏至隋唐史研究为主体,延续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开创的研究风格和优势,研究角度涉及政治史、制度史、地理、社会等以及新出文书和碑刻的整理和研究等多个方面。
本书作者通过广泛查阅传世文献中的唐人别集和总集以及出土文献中的隋唐石刻资料,历时四五年,集得350余篇隋唐僧尼碑志塔铭,逐一进行了校勘考订。在文献来源上,录文力求原始、准确、可靠,从而为隋唐相关僧尼及其他历史研究提供多方面新的史料。
本书以1910-1911年中国东北的社会历史和各国在华交往博弈为研究对象,考察清末中国的环境状况与相关地区力量。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经济掠夺引发了东北的环境问题,俄、日、美等列强借治理环境名义,企图进一步扩大在东北的权益,而清政府试图"以夷制夷",进行回应与制衡。本书认为,这场博弈是近代中国应对列强主权侵犯的一个历史切入点,客观上推动了近代环境保护以及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化过程。书中关于近代中国的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等议题,对今天以史为鉴、维护生态安全、树立人类共同体意识依然具有警醒和教育意义。
公元前210年,徐福东渡,带去造船、冶炼、纺织等技术,使日本从采集经济迈入农耕经济。
631年,第YI批遣唐使出发,引入唐朝的制度和文化,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
1086年,上皇执政,依靠武士对抗摄关家,为武家干预政治的打开便利之门。
1192年,镰仓幕府成立,以幕府将军为首的军事统治开始凌驾于日本天皇的权威之上。
1868年,明治政府连续颁布法令,全面学习西方,日本从封建主义迈向资本主义。
1945年,日本战败,在美国的监督下颁布了和平宪法,为战后经济腾飞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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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聚焦于日本历史,从日本起源到安倍时代,将每一个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都囊括在内,都每一节点的起因、经过、结果、影响、人物等相关内容都进行了简明扼要地阐述,帮助读者清晰快速地了解该事件;同时辅以充足的文献和图文资料,使本书成为集权威性、可读性与知识性为一体的读物。
作为商务印书馆“突厥学研究丛书”的第二种,《欧亚草原历史研究》是2018 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七届中古欧亚草原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的中译本。因为本文集的作者多数是国际上研究欧亚草原的名家,他们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所以将中文版书名定为《欧亚草原历史研究》。相对于英文版会议论文集,除了书名之外,对全书的结构做了调整。英文版文集共收 27 篇文章,直接以作者姓氏的首字母为序编排,中文版多收了 1 篇,全书分成六大板块,分别是考古、历史、文献、地理、宗教、文化,每一板块的篇幅在 4—5 篇文章之间不等。此外,为了体现读本的规范性,在中文版书末还编制了索引,并对专名标注了原文。
《咸宾录 (下)》为《咸宾录》下集, 辑卷七至卷八。《咸宾录》明代罗曰褧撰, 八卷, 明万历十九年刘一焜刻本。此书为中国明代记述边疆少数民族及亚洲各国的史地专著。罗曰褧字尚之, 江西南昌人, 万历乙酉 (1585) 举人。此书共八卷, 按地理方位中的“东、西、南、北”划分为《北虏志》一卷, 《东夷志》一卷, 《西夷志》三卷, 《南夷志>; 三卷, 因为当时和北方后金政权正处于激烈的交锋状态, 故将其放在首位, 以示重视。“西夷”、“南夷”是明代主要的商贸对象, 且长期和平交往, 互相了解的多, 因而卷帧稍多。这本书之所以取名为《咸宾录》, 是以明王朝为“天下共主”来表述的。《咸宾录》虽然多是抄录他书而成, 但书中所录各地的民俗、服饰、特产仍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尤其是他所引用的资料, 有一些现在也散佚了, 更显其珍贵。其中, 万历前后的外交和边备, 都是他亲眼所见者, 秉笔直书, 可证于正史。其中《南夷志》涉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较多, 间有糅杂混淆, 但对研究中外关系史和东南亚史都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依然起着非常重要的文献支撑力量。
《咸宾录 (中)》为《咸宾录》中集, 辑卷三至卷六。《咸宾录》明代罗曰褧撰, 八卷, 明万历十九年刘一焜刻本。此书为中国明代记述边疆少数民族及亚洲各国的史地专著。罗曰褧字尚之, 江西南昌人, 万历乙酉 (1585) 举人。此书共八卷, 按地理方位中的“东、西、南、北”划分为《北虏志》一卷, 《东夷志》一卷, 《西夷志》三卷, 《南夷志>; 三卷, 因为当时和北方后金政权正处于激烈的交锋状态, 故将其放在首位, 以示重视。“西夷”、“南夷”是明代主要的商贸对象, 且长期和平交往, 互相了解的多, 因而卷帧稍多。这本书之所以取名为《咸宾录》, 是以明王朝为“天下共主”来表述的。《咸宾录》虽然多是抄录他书而成, 但书中所录各地的民俗、服饰、特产仍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尤其是他所引用的资料, 有一些现在也散佚了, 更显其珍贵。其中, 万历前后的外交和边备, 都是他亲眼所见者, 秉笔直书, 可证于正史。其中《南夷志》涉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较多, 间有糅杂混淆, 但对研究中外关系史和东南亚史都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依然起着非常重要的文献支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