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史学（20）》收录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内容涉及中外史学的各个方面，包括考古学、埃及学、环境学等多个论题。尤其是“宋金元时期士人的书信往来与讯息沟通”专辑，以主题讨论的方式，收录魏希德、黄宽重、平田茂树等著名史家的论文多篇，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集中而富有深度的讨论。

社会有其自身的逻辑，要探索社会的逻辑必须从一个更宽广的视野考察社会及其发展。本书从探索当前社会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包括改革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公务员的社会角色及其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民生在社会建设中的角色、新形势下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以及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等，试图从这些问题中探索和发现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该书的特色是，跳出单纯从社会本身论社会的局限，从制度变革、政府角色、公务员作为社会角色的作用、民生领域的发展与改革、社会治理的特点以及经济增长等方面来研究社会，从而更为全面地看待社会发展和建设，呈现更清晰的社会内在逻辑。

本书系《新史学》系列出版物第17辑，本辑的主题是“文化史与史学史”，共分四个专栏，即“专题研究”“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评论”“光启讲坛”，刊发文章18篇，集中论述了当今世界史学前沿的热点研究问题，尤其对文化史、史学史集中论述，反映了当前世界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国内史学界有一定的帮助。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原名《中国史学史教本》,它自出版以来,便被多数高等院校历史学专业用作教材。后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把此书收入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和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系列,予以重版,将原书中的教本二字略去,并对全书做了进一步的校对。这部由众多知名史学家参与编写,由白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材包含了众多人的心血和对中国史学史的贡献,是一部高水平、高质量的优秀中国史学史教材。

这是一部分析中国社会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学术随笔，借助费孝通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进行对话，结合社会发展中的具体的事例，从学理性的角度，解读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下，人们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情感关系的变化。该书稿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和解释这些社会变化，并指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史学史研究文选?人物志卷（上下卷）汇集了历年来《史学史研究》对诸多历史学者的访谈，例如：杨向奎、蔡尚思、季羡林、周振甫、金冲及、马克垚等，保留了大量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历史学者多是当时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名家，对中国现当代的历史研究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这些访谈录中，他们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也回忆自己的学术历程，严肃中不乏生动，枯燥中充满温情。在史学史研究文选这套丛书里，人物志卷是最具可读性的两卷。

史学史研究文选?人物志卷（上下卷）汇集了历年来《史学史研究》对诸多历史学者的访谈，例如：杨向奎、蔡尚思、季羡林、周振甫、金冲及、马克垚等，保留了大量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历史学者多是当时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名家，对中国现当代的历史研究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这些访谈录中，他们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也回忆自己的学术历程，严肃中不乏生动，枯燥中充满温情。在史学史研究文选这套丛书里，人物志卷是最具可读性的两卷。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人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人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白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人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汀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汀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日中华民围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收起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