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乎快乐的故事：酷儿故事集》[印尼]诺曼·埃里克森·帕萨里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5-05

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刺眼的标记，一种带着伦理色彩的残酷邀请。作者诺曼用某种以魔幻与现实相互交织的语言，于世界边缘的阴暗地带搭建起一座崭新的聚场。生活在1990年印尼雅加达的会计师诺曼·埃里克森·帕萨里布，在税务局工作了近六年后，撕下一地税单，以短篇小说集《近乎快乐的故事》闯进了2022年布克国际文学奖的长名单，与当届诺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约恩·福瑟并肩而立。

从会计师到布克奖入围者，他不是某个象牙塔内精心雕琢文字的人，他身上带着某种“局外人”近乎野蛮的感知力。他在税务局这块既刻板又充满规训意味的领土里，日夜面对数据与报表的格子间里，以聆听者的姿态吞下无数个“堪称地狱的故事”： “那些善良但又恐同的妈妈们一起度过的生活。是异性恋父权资本主义强迫我们不断‘变得更好’，只为让别人容忍我们的酷儿生活”。

《近乎快乐的故事》里，帕萨里布放弃聚焦于酷儿群体自我戏剧性的痛哭或报复——而是把镜头交给那些他们身边看似疏离、无力的“正常人”：母亲、婆婆、姐姐、以及悄悄在公园里窥视儿子男友秘密的邻居。全书十二个短篇故事各不相干，情感的共鸣贯穿始终。

“近乎快乐”的测量学：一种痛苦到溃散的精确

这本书的原印尼语书名是 Cerita-cerita Bahagia, Hampir Seluruhnya，直译过来正是“快乐的故事，近乎全部”。书名本身就是双重解构：它看似承诺了一场快乐的集合，却用“近乎”一词将焦距悄然偏移。帕萨里布无意描写快乐本身。他想描写的，是测量快乐的那把刻度尺。被宗教压制的爱、世代遗传的抑郁、失聪的耳朵、流离失所的酷儿青少年、被迫“变得更好”才被允许存在的边缘局外人。他关心的是：当环境不允许你痛快地粉身碎骨时，你如何在因性取向被逐出家门后，继续活下去？是那个在日记本上为自己排布日程表、费力地实现“正常自理每一天”，在政治讨论会议中带上“礼貌假面”的男男青年，也是那个在儿子出柜并服毒自杀后独自飞往越南——只因当地有座叫“儿子”的小山——将其认作自己儿子的归处。

帕萨里布的形容就是一套“不发一声的暴力”。在他的文本里，你几乎找不到他高声为不平呐喊来唤起焦灼的悲愤段落，人跟人的相处状态是缠绕、发霉，表面顺从却藏着“无法流通的愤怒”。

魔幻现实主义作为救生囊：在历史与殖民的坟头上起舞

作为巴塔克裔印尼人，帕萨里布正是从马奎斯、鲁尔福等人的经典中汲取养分，用一种在南美的历史断层中早已无比熟悉的幽灵叙事，来回应自身被割裂的故土与文化。

在他的笔下，魔幻不仅仅是装饰。姐姐向弟弟忏悔过去的伤害，KTV舞厅流浪的青年在出租屋顶楼看城市建筑群；某天他从垃圾堆里抱起一对垂死幼猫，猫的灵魂化为人形指引他如何在城市生存。魔幻现实之于诺曼，是一种“元语言”——让从殖民史到当代城市，那些不同地层的、无法被平庸现实语言表述的痛苦得以互相渗透。

用一位读者的话形容，“上铺的人头发掉到了下铺，于是下铺就做了上铺的梦”——在这里，个体边界消失了，异质的叙事、私密的情感可以经由超现实的媒介，穿透多个主体。像是印尼的岛屿——多元、分裂，却被同样的海水冲击，一样的浪潮覆盖。这场跨界的混杂拼图中，它才触碰到了某种普遍性的东西。

“这不是绝望，而是一种幸存者的尴尬”

帕萨里布太明白“近乎”的残酷。布克奖的提名给了他一瞬闯入全球公众视野的光芒，作品在华语世界得以艰难出版，同时标题里就用括号圈起“未收录内容折页”那些无法被主流收录的内容–。

他没有把故事写成申诉，却让读者在阅读时不寒而栗。比如开篇的《你叫什么名字，桑德拉？》：儿子不出所料地自杀了。他生前被赶出家门时问母亲——你有想过和我一起去死吗？母亲想了想说“不想”。失去儿子后，母亲去越南，那里有山叫“我的儿子”，她在那座山面前反复念起这个名字，反刍那场对话。死亡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出柜”。而出柜，只是反方向地向不想听的世界坦白。

你可以把这一切解读为和解。但更刺眼的，是它映照出幸存者身上弥漫的不甘：在《巨人正传》里，他写下小镇同性恋者杰米靠着约会软件偷偷摸摸聚集，在神话研究中找到共鸣也走向毁灭。

结语：谁应该翻开这本书

这不是一碗热乎乎的鼓励汤剂。它是给那些已学会把自己折叠成一封无声信函，在黑暗现实的抽屉里独自发霉的人，提供一个纸做的救生囊。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近似”的痛楚，不知“快乐”居然与“地狱”紧密伴生，你可能会觉得它矫情。但如果你懂得“给逼入绝境的边缘人以极其细小的缝隙”而求生的那份尴尬，你一定会感谢这个在财政局格子间里偷听无数悲剧的会计师，用近乎童话的诗意，在不堪重负的悬置中，帮你捕获了那根劈开暗黑的尖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