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历代辑佚文献分类汇编丛刊》之一。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本书第一次将历代的史学散佚文献，从诸多后代辑佚丛刊中辑选出来，按照正史类、别史类、编年类、杂史类、载记类、史评类、传记类、政书类、职官类、时令类、地理类、目录类等分类整理成书，对于研究两汉以来的史学，提供了更为集中的辑佚资料。

　　《庚寅集》所收文论，体裁广泛，研究的时间跨度从三代到晚清，研究的主题则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疆域沿革，到思想文化、学术建树乃至神话传说，等等，均有程度不同的涉及。不过只要稍加用心阅读，便不难发现，作者在这样杂花生树般的众多课题的研究中，贯穿了一种基本精神，或者说采用了一种基本方法，这就是对所研究的事项坚持了“从动态上进行研究”。他对于所研究的事项，不管是雄霸一时的政权也好，影响百代的思想流派也好，还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也好，一概不肯只当作既成的事实加以静态的描述和评介，而是致力于将其产生、成长、流变的过程加以考察。也就是说，他认定只有通过对所考察事项的动态进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准确认识其历史地位，客观评估其历史作用。赵缊兄为研究齐文化付出了大量心血，成果良多。窃以为，赵缊兄关于齐文化的研究，其过人处，并不在于对这一先秦成型的古老思想流派只是介绍了它的内容，评估了它的长短得失，而在于对齐文化的产生、演变以及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所发生的影响的过程着重进行了考察。只有置诸历史过程的动态中，齐文化的历史价值才会凸显出来。孔夫子说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断语，固然意在贬齐扬鲁，但是岂不同时也等于肯定了齐文化在他所信仰的美备的“道”学形成过程中的地位——至少是承认了它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初级阶段，甚至是必经的基础阶段。孔子所设计的高信念是否美备完善，我们另当别论，仅就把齐文化看作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加以考察而言，无疑是一种理性的观察。齐文化的成果对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的影响显而易见，儒、道、墨、法、兵等先秦诸家典籍中，齐文化的印痕都是不难被发现的。齐文化对于秦借以构建皇权专制制度的法学，对于两汉时期尊奉为庙堂之学的经学，影响是显著的；甚至魏晋期间活跃一时的玄学，似乎也处处显示出掺杂着齐学的流风遗韵。《庚寅集》所收的文章，虽然没有对这些内容展开全面论述，但是在有关两汉经学，特别是关于颇有集大成规模的郑玄学派的研究中，已经做了许多极具启发性的探索，揭示出许多发人深思的启示。

　　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
　　我们怎么发展出了语言、思维和文化？
　　为什么我们存活下来，而其他的人科物种却灭绝了？
　　人类演化的故事，比任何其他故事都更让我们着迷。我们的好奇心永不满足，总是不断在问：我们是谁？来自哪里？本书对人类演化历程提出了全新的疑问，也给出了崭新的研究方式和回答。
　　“这是一个侦查的过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由考古学记录组成的犯罪现场。和通常的犯罪现场一样，证据很不完善，让人激动，也让人抓狂，我们的任务就是试图推演出在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以及背后的动机。”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著名的“邓巴数字”提出者，以社会大脑假说和时间分配模型为侦破工具，犹如zui敏锐的侦探，一步一步拼接出人类演化的完整图像。

　　本书分上、下二编，上编论述社会史料研究法，系统阐述史料考证与事实编比的理论，下编论述社会史研究法，详解社会史的著作法及相关问题。本书借鉴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总结并发挥司马迁、刘知几、章学诚等古代史家的传统史学理论，对史料研究的方法及通史编纂的原则进行重新思考，建立其新通史理论体系，对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建设有重大贡献。

史学思想史是史学史的一项分支学科，它和其它分支学科一样，都在起步阶段。 从60年代起，吴怀祺同志就有志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十余年以后，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的研究生，提出了关于郑樵的研究，就表现出他对史学思想史研究的特殊兴趣。1992年，他的《宋代史学思想史》出版了，这是他在这方面研究的最初成果。现在，他又写出了《中国史学思想史》，论述了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有关各时期的不同特点，论述了史学和经学、玄学、理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实学之间的关系，论述了近代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史学思想史是史学史的一项分支学科，它和其它分支学科一样，都在起步阶段。 从60年代起，吴怀祺同志就有志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十余年以后，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的研究生，提出了关于郑樵的研究，就表现出他对史学思想史研究的特殊兴趣。1992年，他的《宋代史学思想史》出版了，这是他在这方面研究的最初成果。现在，他又写出了《中国史学思想史》，论述了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有关各时期的不同特点，论述了史学和经学、玄学、理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实学之间的关系，论述了近代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本书中，汤因比列举了世界历史上的二十余种存活或已经死亡的文明形态，并对它们的各自发展作了综合比较，他认为，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不再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系和灵魂的分裂。本书破除了西方中心论和单一历史线性发展的史观，在西方历史哲学著作中具有崇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