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是一个杂家，领域广泛，作品众多，有学术方面的，也有社会人文方面的，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著述，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书主要收录了胡适先生对中国文学与历史的一些看法和观点。谈文学讲述了什么是文学，再谈文学的发展历史和文学革命；谈历史则讲述了一些历史典章制度、中国的文艺复兴、八股文的起源以及新文学运动等。阅读本书，不但能让您能窥见胡适先生思想宝库中闪烁的数不清的珍宝，也彰显其治学、为人、处世的大师风范。

本书梳理了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五大潜流：硅谷创业模式面临的巨大挑战、经济学研究需要的重新思考、管理不确定性成为未来最重要的技能、地缘政治正在发生的板块碰撞、后工业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技术推动的变革。帮助读者理解潜流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全新可能性，从而拥抱改变，做出选择。

《稽古录》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之外单独撰写的另一部史学著作。上起伏羲以来，下至英宗治平四年，时间跨度远超过《资治通鉴》，且涉及本朝历史的撰写。成书以后即为世所重，《续资治通鉴长编》、《九朝编年备要》、《大事记题解》、《通鉴地理通释》、《太平治迹统类》、《群书考索》、《玉海》等文献均有对《稽古録》的引述。四库馆臣评价此书：“今观其诸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复开陈，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国有家之炯鉴，有裨于治道者甚深。”

司马光作为北宋著名的官员与学者，在政治和学术上均成就卓著。本书收录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温公手录》《温公日录》三种史部书籍。《涑水记闻》是司马光的一部语录体笔记，比较详尽地记载了北宋六朝（960年-1070年）的国故时政，是司马光为编纂本朝史所做的准备工作，留下了大量第一手珍贵史料。《温公手录》、《温公日录》是司马光的日记，独见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宋刊《增广司马温公全集》，记载了当时朝堂之上的时事，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是司马光记述如何处理纷繁复杂的史料，通过考订鉴别史实，从而纂成信史的一部专书。《考异》是《通鉴》的辅翼之作，也是《通鉴》的直接副产品之一。它的编纂，是与《通鉴》同时间、同步骤进行的，不仅可以了解《通鉴》在编写各朝各代历史时史料的主要来源和基本依据，还能知晓《通鉴》在记述某一具体史事时根据的是哪些文献资料，还是研究司马光及其助手的考史方法和治史态度的最好依据。对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对史源学和文献学史，也都具有他书无法取代的作用。

本书重点考察清代嘉庆道光年问（1796—1850）江南文人与女性的交游唱和以及相应的文学创作。“闺阁”，指能诗善文的闺阁女诗人；“画舫”，得名于清代中期出现的几部记载江南城市轶事的笔记，在书中借指那些与文人唱和的女子。嘉道文人对“闺阁”与“画舫”的书写中，存在着一些相同的特点，这反映了他们独特的女性观念，并折射出他们特殊的生存状态。
除了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作者更倾向于将目光关注在鲜为人知的名字上。“落实到文学史的书写，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固然是文学研究所应关注的重点，而要更全面地反映‘彼时’文人的生活及文学活动，则应将更多‘第二流’‘第三流’的文人纳入研究视野”，故除了袁枚与陈文述外，本书将更多的关注给了车持谦、陈裴之与蒋坦，因而使得本书有了别具一格的史料价值。

本书以中外史学的比较视野为主题，精选辑录了作者的18篇学术论文，是其多年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现。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总论，讨论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和重要议题对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冲击及影响，分析当代史学的现状和趋向；第二部分中西融汇，从中西比较的视野讨论中国和西方治史方法与旨趣的异同；第三部分中日互动，将目光转向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及其史学传统，从中日史学比较的角度探讨彼此间的交流与互动。全书视野宽广，独辟蹊径，是一部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佳作。

《历史主义的兴起》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的代表作之一。迈内克将历史主义的兴起看作西方思想中的极其重要的伟大精神革命，是用个体化的观察来代替对历史的普遍化观察的过程。在书中，迈内克追踪了历史主义的缘起，考察了沙夫茨伯里、莱布尼茨、维柯、伏尔泰、孟德斯鸠、洛克、柏克、罗伯逊、温克尔曼、默泽尔、赫尔德、歌德等一系列早前思想家的历史思想，明确描绘了历史主义滥觞和发展的过程。在迈内克看来，后三位德意志思想家对历史主义的形成至关重要，而兰克的出现则标志着历史主义的彻底绽放。

自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借助文明比较讲出中国自身的道理，以增进文化自觉，就成为历代学人的追求。然而，比较历史研究长期在所谓的普遍主义和封闭的特殊主义两端徘徊，难以达到和而不同的文明比较效果，也就难以在普遍历史中对中国文明予以准确定位。鉴于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内在地带有和而不同的文明比较特点，本书详细考察了这套方法的逻辑与得失，尝试发展一种和而不同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以期助力思考全球化时代的文明比较与文明互鉴问题。

“大历史”概念由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提出，后经比尔·盖茨大力资助，得以在全球得到传播和发展。因其理论新颖，观点独特，跨学科跨领域，正在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大历史”的概念和视角除了在学术界有价值，更是一个能走出学术扩大到普通人群的非常好的看历史的思维和视角。《万物大历史》系列正是韩国创造的一套面向青少年教养读物，有着非常巨大的市场潜力。这套书在韩国上市以来，不仅市场反响较好，而且获得赞誉无数，被评为学校图书馆期刊推荐图书、晨读推荐图书等。

曾经有人称，气候环境造就了民族特性和人种差异，甚至由于气候的原因，文明遭到了彻底的颠覆和破坏。这种气候决定论还曾被用来证明欧洲中心主义、帝国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的合理性。

事实上，随着对气候的了解不断深入，我们发现人类并没有停留在被既有环境支配或适应的层面上，而是凭借自身的意志力和努力克服环境的制约，并取得发展。

这本书将带我们从大历史的观点出发，进一步了解气候变化给地球历史和人类文明兴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变化。

文、史自古一家，密不可分。文论、史论互渗互融，相扶相益。古代史论多含论文因子，将其纳入文学研究的阃域，既符合文学史发展实际，也可拓展文学研究视野及格局。刘知几的《史通》即是此类史论中第一部鸿篇巨制。其书聚焦于史著、杂史，偏记小说等叙事性作品。《史通》论史而及文，圆融文史。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已成共识；而在文学史上，也是一座里程碑式的著作。由唐迄清，论及刘知几及其《史通》文论者，历代多有名家。然相关论断，多为只鳞片羽式的评点。五四以后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则多为单篇论文或著作中的某一章节。篇幅和关注点所限，未能较为深入系统地发掘《史通》文论价值。当前学界对《史通》的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研究专著，仍大都集中在其史学价值方面，对《史通》文论价值的研究却不是很充分。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即深入挖掘与系统整理刘知几及其《史通》小说观。同时兼及散文、诗赋、笔记文学甚至戏剧文学等文体，并关注文史二者的分合关系。

这是一部关于历史是如何诞生的现代JINGDIAN著作。

如果福柯、霍华德·津恩一起写了本书，可能就是这本《沉默的过去》了。
要是航海家哥伦布还活着，他可能会对当今举办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庆祝活动笑掉大牙。而林肯恐怕也不能单纯承认他是一个纯粹的奴隶制度的反对者。这是一段盘根错节的历史诞生的过程。
一直以来我们坚信不疑的历史，到底是人类曾经实实在在走过的路，还是杜撰出来的故事？历史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各方力量又是如何在历史的制作和记录中运作的？如果历史只不过是获胜者讲述的故事，他们是如何赢得胜利的呢？为什么赢家们讲述的故事却不尽相同？我们该如何识别被共识掩盖的相互冲突的历史？

作者的观点远远超越了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陈词滥调。作者通过讲述海地革命的故事，以及不同国家举办哥伦布登陆纪念庆典的区别，发现了沉默进入历史的四个关键时刻。作者的分析揭示了历史诞生过程中各方力量的纠缠，认为这种纠缠不仅适用于档案馆，还支配着历史被验证、被批准并被组织进知识领域的过程和实践。他指出，沉默是历史固有的，因为任何一个事件进入历史时，均会丢失其某些组成部分。历史不仅意味着社会历史过程，也意味着我们对这一过程的认识，但是这两种意义之间的界限往往相当不稳定。他区别了历史、记忆和小说，提出了历史的存储模型，认为这个模型既非固定不变，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更改的，而且，如果模型是完整的，那么历史就不会形成。
通过对历史的犀利审问，作者优雅的文笔和敏捷的思维让历史中沉默的过去开口说话。只有当人们开始认真审视历史究竟是什么时，才可能将历史与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