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灵》[西] 哈维尔·马里亚斯,南海出版公司,2025-8

他在虚构的故事里写一个没落的国王，结果自己却成了新国王。他笔下的人物永远在絮叨、在游荡、在偷听，他却在那些“废话”里藏进了关于存在最沉重的东西。这究竟是文字的戏法，还是命运的玩笑？

一份来自牛津的“精神体检报告”

翻开中文版初次引进的《万灵》（Todas las Almas），一个从未透露姓名的西班牙人来到牛津的万灵学院任教。这位叙述者“我”和作者马里亚斯本人几乎完全重合：都在牛津担任了两年外教，讲一样的课，住一样的房子，都出生于9月20日的马德里，都有三个兄弟姐妹，都是作家。然而，马里亚斯又在序言里刻意强调：“本书纯属虚构，所有人物与事件均为想象。”

这种精心设计的虚实交织，不是简单的自传体写作，而是一种精妙的文学戏法——他逼迫读者去思考：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自我？

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一个人人皆天才却几乎无事可做的“神仙学院”，这种环境本身就成了精神体检的最佳场所。叙述者观察着牛津的一切：门房老乔治用布反复擦拭铜质门牌，执着得像个仪式；教授们在高桌宴会上为了“每人必须交谈七分钟”的社交流量，机械地社交；旧书店老板指着某本书说，前主人是个女学生，二战时去了前线，再也没回来。这些看似琐碎的絮叨，其实是马里亚斯用文字做的核磁共振——他扫描的不是牛津这座古老学府，而是每一个在体制与孤独间挣扎的现代人。

书名“万灵”就藏着一个巨大的讽刺，“万灵”学院是牛津最精英的研究机构，学者们无需教学、享受终身俸禄，只需潜心研究。然而马里亚斯笔下的人物个个如幽灵般飘荡、疏离。书名本身就成了第一道反讽——一个本应汇聚“伟大灵魂”的地方，住着的却是最迷惘、最无处可去的活死人。这种强烈的错位感，构成了全书最原初的哲学张力。

从椅子到王座：一个关于“说”的黑色幽默

如果说《万灵》只是一篇牛津游记，它不值得被一本一本地谈论。它真正的迷人之处，在于整本书的创作本身就是一场不断自我繁衍的“套娃式玩笑”。

书中叙述者结识了一位自称雷东达（Redonda）王国末代国王高兹华斯的朋友。那个“王国”不过是加勒比海上一块弹丸之地的虚构名头。前两任国王都是作家，通过“册封”延续这顶虚拟王冠。叙述者冷眼旁观这位落魄的“陛下”潦倒酗酒的晚年，心中不无悲悯，却也充满怀疑。小说出版后数年，这个王国的上一任国王去世，临终前指定马里亚斯为继任者。原因很简单：既然你在小说里把我们的事迹写得那么生动，那你就来当下一任国王吧–。

因一本小说的出版而加冕为雷东达王国的第四任国王，这远比书里任何虚构的情节都更离奇。一个记录国王故事的人，最终自己成了国王——文字真的可以改写现实，马里亚斯用一个玩笑，坐实了那把上帝赐予的椅子。

这个经历无法不让读者停下来思索：如果讲述本身能够成为现实的行动，那么“讲述”在生命中的分量，会不会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这或许就是马里亚斯借由这段奇遇，想让我们一窥的秘密——叙述不是对现实的被动临摹，它本身就是一种介入世界的方式。

叙事迷宫与存在的密码

相比那位仅占少量篇幅的“国王”，构成此书主体的，是叙述者在牛津两年的碎碎念式记录。那位在豆瓣上标记读过12300多本、被无数人尊为“书神”的多默，曾认真摘录过这本书里一段关于学界社交规则的叙述。他摘录那段关于“高桌宴会必须交谈七分钟”的细则时，显然不是为了教读者餐桌礼仪，而是因为它精准地捕捉了马里亚斯叙事的本质。

在牛津这个所有人都关心钱和信息、依靠传播他人隐私来换取自己缄默权利的小社会里，“言语”的功能被彻底异化了。话语不再是思想的自然流露，而成为一种交换、一种防御、一种掩盖真实自我的面具。就像那些在咖啡馆里争论“塞万提斯的幽默是否带着绝望”、最后却都陷入沉默的教授们。

马里亚斯让叙述者在牛津的迷雾和旧书店里不断“游荡”。这是一种身体性的漫游，更是精神上的探索——“我”在旧书店指尖拂过书脊，那些褪色的烫金和夹在书页里的干枯紫罗兰，都成了时光不再、连接消逝的证据。叙述者处于一种“不闻其详，便更想知道”的循环焦虑中，这几乎就是现代人的精神缩影。

一旦这种叙事迷宫对准了存在本身，就变得锋利无比。叙述者说，“垃圾桶也许是唯一长久跟他保持关系”的事物。每天将垃圾袋系紧扔掉，标志着一天的结束；而当它被扔出去的那一刻，里面的东西才真正成了废弃之物。这是马里亚斯最迷人的悖论——他让你在最庸常的日常里，发现了最深的哲学；又让你在最深的哲学里，梦见一个揉皱纸团、湿漉漉的红色垃圾袋。

值得警惕的挑战：这不是一本“好读”的书

对于已经习惯快节奏、强情节的读者而言，《万灵》无疑是一场严峻的挑战。有豆瓣读者毫不留情地评价它，不过是作者“絮絮叨叨的异国生活记录和对男女关系的意淫”，甚至怀疑这是不是“马里亚斯写的部落格摘下来的”–。

这种批评有其道理。小说的节奏极慢，情节几乎不存在，主人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闲逛、胡思乱想和没完没了地描述细枝末节。而他与有夫之妇克莱尔的感情纠葛，也常常让读者陷入“这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的困惑。如果你期待看到一本高潮迭起的悬疑小说或爱情故事，这本书大概率会让你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马里亚斯从来不试图讨好读者。他用那种看似“充字数”的长句子，把读者强行摁在一个场景里，直到无聊、发困，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抛出一句足以刺穿你所有虚伪的断言。这注定是一场让人不适的阅读体验，而挑战它所需要的耐心，本身就是对这个时代耐心的考验。

一切的尽头，都不是答案

马里亚斯在书中留下一段话，或许可以被视作整部作品的注脚，他说：“我现在竭力回忆、努力写作，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这样，一切痕迹都将被抹去。死去的人也将逝去，他们是我们一半的生命，与活人共同构成生命”。

这段话让我在翻阅到书的后半段时，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读一本小说，而更像是在偷窥一个人进行一场关乎存在的独白。他在牛津这座“封存在糖浆中”的城市里生活了两年，用文字捕捉那些即将被遗忘的微弱光芒，试图抓住生命的实感。

支撑这些碎碎念的，无非是一种信念——即便真实无法抵达、记忆不可靠、讲述本身是无用功，讲述依然是一件不容放弃的、值得奉献的仪式。书的最后，叙述者承认，“一切都将被抹去，但至少要被讲述一次”。这几乎就是马里亚斯一生的哲学宣言。讲述本身，不是抵达真理的途径，而是对抗虚无的唯一姿势。那个未署名的叙述者，最终也没能说出那个一劳永逸的“真相”。

但“讲出来”，已经是一个人对自身存在所能做出的最体面的交代。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牛津里游荡，而马里亚斯的这本书，就是那份让你在迷雾中继续前行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