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受够了,咱们溜吧!」
这声惊堂木一般的呼号,在智利作家胡安·埃马尔的长篇小说《悬停日日》中,整整重复了十二章。每一声「开溜」都是一个音符,错落有致地串联起同一对夫妇在虚构之城圣奥古斯丁–德探戈的一天——从黎明到深夜,从刑场到动物园,从画室到父母家。
这本两百来页的小书,让我想起波拉尼奥的断言。胡安·埃马尔,他为文学树立起无名战士纪念碑。在波拉尼奥笔下,那些隐姓埋名、用一生守护文学的人常被描绘成极致的孤独者。而埃马尔本人似乎正是这样:他被誉为「智利文学保存最完好的秘密」,生前没得到应有的承认,作品险些被历史淹没。《悬停日日》初版于1935年,直到2025年春才经由新经典文化首次译入中文。书名译得极妙——日日在悬停,昨日悬停在某一刻,人被时代和生活挟持,像一具灵魂飘在半空、无法落地的身躯。
「我受够了」的三个前缀
在认识这本书之前,认识它的作者可能更加紧要。
胡安·埃马尔,原名阿尔瓦罗·亚涅斯·比安奇,1893年生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富裕家庭。父亲是政界要员、总统候选人,他却义无反顾地投身艺术,从南美远赴巴黎,就读于大茅舍艺术学院。留学归国后,他与友人创建「蒙帕纳斯文学团体」,在《民族报》开办艺术评论专栏,并开始以让·埃马尔署名——让·埃马尔是Jean Emar,谐音法语J’en ai marre——「我受够了」。
他把一生活成了一组数字:「养过12条狗、24只母鸡。一生13次往返欧洲,在官方活动、洗礼仪式和葬礼上打过289次哈欠」。20世纪30年代,他自主出版了《米尔廷一九三四》《一年》和《悬停日日》等多部作品,因评论界冷遇而整整26年没发表作品。他还画过213幅画,画作签名同样采用这个「我受够了」的化名,完成了一部4134页的小说——仅此一句,就足以把无数宣称自己写了长篇小说的人逼退三步。
聂鲁达与他为密友,却坦言「可我从未了解过他」。维多夫罗称他「用脚写作」。智利前总统、流亡作家何塞·多诺索也曾写过他,称他那样的人物「仿佛直接从万花筒式冒险故事中走了出来」。某种意义上,埃马尔不是被人遗忘的作家,而是主动选择走下世俗棋盘,让自己成为「文学的无名战士」。
把文学的节奏设得太快,现实就追不上他——所以阅读埃马尔是危险的,因为读着读着,你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从一场砍头开始,每一页都让人想逃跑
平心而论,《悬停日日》是一本相当难概括的书。
它的骨架很简单:一日漫游。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在城市里搬着一张桌子吃早饭,欣赏一场砍头,逛动物园,看鸵鸟吞狮子,前往画家朋友画室,再去饭馆进餐,到十字塔广场观察大肚子男人,回父母家探望亲人,在沙发背后发现童年的阴影……最终躺回床上,重复日常。如此循环,一个章节,又一个章节。
然而,外皮并不能真正概括它的内核。
因为小说的第一位角色出场时,就被处决了。
他叫鲁德辛多·马耶科。他犯的「罪」是什么?他没有偷盗,没有杀人,没有伤害任何人——他只是与人分享了「与妻子在精神上所感受到的夫妻愉悦」。在市民广场,宪兵将他逮捕。司法部门判他无罪:思想不是罪。大主教却下令将他当街斩首:「人不仅是人的法律,更是神法,是神法的肉身……任何不道德的思想,无论隐藏得多深,都是亵渎」。刽子手一刀下去,头颅掉落。无头的身体捡起头颅,安错方向,对着刽子手抡起拳头,持续两分钟——然后才彻底死去。
从开篇起,现实就被撕开一条巨大的口子。如果你希望自己还能安全地站在现实的坑洞里,建议现在就合上这本书。
「受够了。」叙述者「我」与妻子伊莎贝尔对视,交换了小说中第一次逃离的信号。
动物园:通往潜意识的月台
他们离开刑场,来到圣安德烈斯动物园。
狮群的目光不再是简单的凝视,而是十四种刺痛,仿佛能洞穿整个身体,将他钉在原地。狒狒馆突然爆发出交响乐般的大合唱:歌声不是来自某个地方,而是从空洞中涌出,「在刺耳的尖叫和地底的轰鸣之间摆动」,叙述者夫妇也加入其中——这种描写已经不再属于写实,而是意识直接外化。狮子与鸵鸟的追逐,被埃马尔处理得像拔河:雌狮奔向鸵鸟,鸵鸟一口吞下雌狮,经过漫长挤压,从体内排出只被完整剥皮、却依然活着的狮子,从容地用狮皮盖住自己睡去。伊莎贝尔再次说:「受够了。」「咱们溜吧!」
在之后的章节里,同样的逃离反复上演,就像不断按下重播键。
绿得发腻的画室,与那个再也没人看的沙发
午后,他们拜访画家朋友鲁文·德洛阿。
画室被绿色主宰——不是画布的绿色,肉眼所见的一切都是绿的。这种绿「包含了地球一路演变抛下的所有绿色、未来将随它转动的所有绿色……上帝的绿色,撒旦的绿色」。鲁文痴迷地看着藤蔓叶子在光影中变成游鱼。他嫌眼前缺少红色,幻想用资产阶级观众的内脏与鲜血来调出「从红宝石到月经,从伤口到旗帜」的各种红。
在候车室,他们试图观察大肚子男人,「越是专注分析,对象越是模糊、抽象,最终消散」。在天井里,众人打赌「我」是否敢看沙发背后的东西,「我」终于掀开——那里除了一套落灰的画框,什么也没有。大肚子男人说了一句让「我」脊背发凉的话:「唯一让我难过的,就是无论如何……所有人还是会奔向玻璃窗的火焰」。
「玻璃」是全书贯穿的关键意象。玻璃外面没人等待,玻璃分隔着存在与被看见。人为什么活着?「人为穿过玻璃窗而存在。随后就消费,电影、饮料、各种东西」——玻璃窗成为了一个隐喻性的陷阱:人被自己的欲望展示在橱窗里,通过消费来确认自我。
它来自1935年,比许多二十一世纪的小说还要「现在」
读《悬停日日》,感到的是一种时间的错位。
这本书创作于1935年,但它的文本几乎可以作为任何年代的书写。埃马尔忠实于先锋主义的写作技巧,「作品毫无年代感,透露出愤怒和超前的现代感,你能不能读懂他毫不关心,写的时候很爽就够了」。
它的西班牙语原著名是Ayer,即「昨日」。昨日是什么?昨日不是逝去的时光,而是当下经历的一切,连同自己被拖行、无法脱身的日常本身。中文编辑将其定名为「悬停日日」——更接近作者对「瞬」的捕捉:意识在每日的时间里悬空、凝固、回放、再重来。「悬停日日」,宛如被弹力绳绑在高处往下蹦极:坠落的时刻再漫长,过了最低点,还得被弹力绳拽回云端,重新开始下一轮。
书中有句极妙的话:「第一种方法:打开第一页,按顺序不间断地阅读整本书,直到‘完结’一词出现。第二种方法:买下这本书,带回家……全部活在有它存在的环境中;一个月后我们每个人都就这本书及其作者发表演讲」。埃马尔深知艺术的处境。这让我想起他在这本书里不厌其烦地追问:在艺术与时代之间,那个不迎合、不妥协的少数派,面对嘲讽、误解与漫长的冷落,如何说服自己「再坚持一下」?
书末特别收录了作者自己的30幅全彩画作,红绿色调的大胆碰撞,张力和奇妙并存。其中有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画像——埃马尔眼中的陀翁,寂静又癫狂,身上长着红绿交错的羽毛。《悬停日日》与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式叙事类似,但埃马尔的哲学意味更浓,「荒诞的成分与叙事结构的碎片化以及向内求的哲学思考关系密切」。
就像蹦极,顿悟发生在悬停的瞬间
波拉尼奥称埃马尔「为文学树立起无名战士纪念碑」。这座碑,不是用大理石砌成供人瞻仰的,而是一根隐形的蹦极弹力绳。
你从悬崖跳下,极速坠落,在最低点被绳子拽住,悬在半空。意识继续坠落,瞬间看见了过往的所有碎片,紧接着绳子回弹,碎片迎面撞来,重新回到身体。一切日常再次展开。顿悟,就发生在这个被拽住的悬停瞬间。
这本书适合在某个无法排解却必须进行下去的夜晚翻开。它不教你成功,不教你逆袭,不在任何意义上「讨好」你——它只会反复地告诉你:「快跑,快跑。」
我受够了。咱们溜吧。
那么,一起溜吗?
怎样才能抓住最普通的日子里,那些闪闪发光的记忆?或许可以用蹦极来类比。 在高处的悬崖边向下跳,体验急速坠落的感觉,随后在最/低点处被紧绷的弹力绳拽住。顿悟就发生在这个瞬间。 意识、潜意识、回忆、思维……脑海中的一切借着冲劲继续坠落,只有身体和感官悬在半空。在悬崖之下,一瞬间你看到所有的过往,昨日分散的碎片在眼前形成一个整体。紧接着绳子回弹,碎片迎面撞来,重新回到你的身体。 时间再次有序地展开,在日常的复杂状况中蜿蜒前进,片刻前的碰撞构成了人生中的新经历。
胡安·埃马尔 Juan Emar
1893—1964
原名阿尔瓦罗·亚涅斯·比安奇,智利作家、艺术评论家、画家,拉美先锋派文学代表人物。
他是聂鲁达笔下的“我真有个朋友”,总穿一身囚服式的睡衣,低调又古怪。
他曾总结自己的一生:“数字,我就是一个数字。”
1893年生于智利一个富裕的家庭。
养过12条狗、24只母鸡。
13次往返欧洲,在官方活动、洗礼仪式和葬礼上打过289次哈欠。
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4部作品,又因评论界的冷遇整整26年没发表作品。
完成了一部4134页的小说,名为《门槛》。
在作品《悬停日日》中创造了1个城市、831607个居民,每章节都以此结尾:“咱们溜吧!”
画过213幅画,画作签名会改成Jean Emar,谐音法语J’en ai marre,意为“我受够了”。
晚年靠亲人每个月给的50埃斯库多生活。
1964年被癌症夺去生命。
前言
悬停日日
画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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