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的幸福》[丹麦]托芙·迪特莱弗森,广西师大,2025-02

“它们几乎是幸福的。”

在托芙·迪特莱弗森的短篇小说《邪恶的幸福》里，有一对令人生羡的夫妻，他们同掉一根针，都能同时弯腰去捡，默契得宛若一个人。然而紧接着，叙述者便用一句充满苦涩的洞察，刺破了这幅温馨画面的假象：“如果他俩注意到不是自己先捡到的，都会难过得要命。”

迪特莱弗森笔下这种对幸福精准又残忍的凝视，在这本202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的短篇集中俯拾即是。书名“邪恶的幸福”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幸福如何是邪恶的？读完掩卷，你才会明白，有一种幸福，它的底色是绝望，它的“邪恶”在于它是真实的、被参透的、甚至本身就能催生不幸。

如果将书中的故事比作一把把手术刀，那么盛放这把手术刀的盒子，就是作者如过山车般跌宕的人生。迪特莱弗森（1917-1976）是一位兼具“体验派”与“方法派”的写作者，她一生四次婚姻，酗酒，饱受精神问题与药物成瘾的困扰，在这本短篇集出版13年后，她于1976年吞下过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动荡的一生。她深知亲密关系里的困局，这种深刻的悲观使她成了婚姻最彻底的幻想破坏者。

回到作品本身，《邪恶的幸福》其实是一场合璧，由出版于1952年的《伞》和1963年的《邪恶的幸福》两部短篇集组成。从《伞》到《邪恶的幸福》横跨十一年的创作历程，其间作者笔下的家庭与权力关系洞察正被时间萃取至愈发苦涩的浓度。

有心的读者会发现，迪特莱弗森笔下人物的私人空间，已被极度压缩至丧失了所有社会身份，变成纯粹意义上的“人类样本”。她的切口小到几乎可以用一枚针或一把伞概括：一个新婚女人渴望一把丝绸伞，伞仿佛隐喻着“一种永无法拥有的、更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一只流浪猫可以轻而易举地动摇一段看似平稳的婚姻；一个男人快死了，家人唯一关心的竟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在这些短小、冷静的篇章中，激烈的人物冲突总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潜藏在字里行间的压力，以及“那种潜藏的压力”背后，妻子莫名的神经质、丈夫掌控欲所折射出的内在虚弱，甚至孩子因父母关系而习得的“小心翼翼”。迪特莱弗森似乎在对读者说：我们都活在一个“各人自求多福”的世界里，就算最亲近的人也彼此隔绝。

然而，她的文字为何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洞察力，令读者在平静的叙述下感到毛骨悚然？一个深刻的根源在于作者的自传式写作逻辑。她笔下人物的受困时刻，看似是虚构故事，本身恰恰是作者本人命运的投射。如果说回忆录《哥本哈根三部曲》是她与自己人生的正面交锋，那这些短篇便是将那些难言的情绪、未尽的细节，从真实的血肉中剥离出来，投射进虚构女性躯体中的艺术化改造。因此，小说中那些看似自发的恐惧，比如《方法》里人物那种在亲密关系中反复被吞噬、直到丢失自我的感受，读过她自传的人都知道，这离不开她对婚姻四进四出的独特体验。故事里那个“破碎的自己”与试图吞噬灵魂的关系，用她自己的话说，“如同摔碎的瓷器，即使重新拼合仍会丢失一些东西”。正因亲历过那种黑暗，她才能以手术刀般的笔触将其精准呈现。

写作的最终，迪特莱弗森完成了一次具有普世意义的陈述——它超越了单一女性困境的范畴，触及了整个人类在亲密关系中习以为常的“不可知”。书页上那句为整套集子注脚的话，被读者反复引述：“我们对最亲近的人内心发生的事毫无兴趣，可能是许多问题的根源”。而这一点令人心碎的“毫无兴趣”，并非由于爱与关怀的缺失，而是源于深植于人心、无法消解的终极孤独。正如我们在《邪恶的幸福》中可以读到的，即便在最亲密的夫妻关系里，两个人也只不过是在各自的轨道上，用尽一生学着读懂对方的表情，然后不自觉地冷漠。无论人们如何努力，沟通的壁垒终究无法弥合，而“邪恶的幸福”这一书名本身，或许暗示着：在迪特莱弗森看来，“幸福”就是这样的——参透孤独与人性的狡黠，接受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