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美]马钊,上海教育出版社,2025-01

在中文语境里，“潜逃”往往带有犯罪的意味。《弃夫潜逃》这本书的标题看似在审判这些女性，翻开之后才发现，那个真正被审判的对象，是那个不让她们活下去的时代。

400份尘封卷宗里，她们留下了声音

这本书的中文版来得有些迟。英文版早在2015年就已面世，十年之后才被引进，2025年5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

故事要从2003年说起。那时，正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的马钊，开始在北京市档案馆查阅民国北京地方法院的刑事审判档案。他翻到了大量涉及“妨害婚姻家庭”类的庭审材料，譬如“通奸”“诱拐”和“重婚”。在阅读和抄录这些案件材料时，最吸引他的，是生活在老北京街头巷尾的下层妇女，以及她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400余件刑事案卷材料中，他最终选取了20多个案例，构成了这本书的基本叙事线索。“希望回到历史现场，倾听当事人的诉说，追寻她们的身影，理解她们的抉择，讲述她们的故事。”（马钊自述）

十年后，英文版问世。十年后的2025年，孔祥文翻译的中文版“万镜”书系版终于出版。全书共388页，分为三部分，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展开：在1937年至1949年——也就是日伪统治、抗战尾声到解放战争——风雨飘摇的北平，下层妇女究竟是如何活下去的？

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沦为一句空话

人们常说“嫁汉嫁汉”。但在那个年代，嫁汉之后无法穿衣吃饭，这样的婚姻关系还剩下什么？

第一部分的核心线索，就是底层女性的经济危机。

在北平，城市的现代工业体系极不健全，无法给妇女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同时，战争导致的危机进一步降低了女性谋生的可能，也在不断削弱男性的家庭供养能力。日伪时期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北平，社会经济极为萧条，市场萎缩，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物价急速飙高。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丈夫拼尽全力投入工作，所得收入往往也无法养活一家。对绝大多数已婚的下层女性而言，走出家庭根本不是一种独立意识的体现，问题很简单：街巷外面根本没有为她们这类女性设置足够的工作机会，外卖针线活等零星手艺杯水车薪，她们仅有的，几乎是唯一能换钱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身体。当仅有的一点针线活生计也无以为继时，很多人便直接滑入了将性与生育能力“对外出租”的境地——这是唯一的、无望的选择。一些妻子在法庭上坚称自己“并无养赡”才无奈出走改嫁，她们在辩护时几乎都会强调一条铁律：丈夫供养能力的严重不足。（庭审证词摘录：“牛胡氏坚称自己只是因为‘并无养赡’而出走改嫁”“问：牛胡氏不能自谋生活吗？答：牛胡氏无饭吃，帮人佣工，人不要。”）

于是，犯罪便出现了。她们在法庭上被判“通奸”“重婚”或“诱拐”，但这些罪名的背后，是另一个更根本、也更令任何一位女性主义者无力的命题。

“战时经济失衡、粮食供应匮乏，使传统上依赖丈夫养活的妇女陷入绝境——种种犯罪行为，实则是她们迫于生存不得已采取的自救手段。”（上海教育出版社《弃夫潜逃》内容简介）

大杂院里，女人在女人的帮助下改嫁

从经济困境过渡到另一维度，是这些看似“潜逃”的女人怎样抵达“下家”的。第二部分揭示了一幅被宏大历史叙事长期掩盖的图景：在粗粝的大杂院中，这些孤立无援的女性，是如何依托邻里关系，寻找生存的出路。

在当时的北平，底层女性大多租住在人口密集、社会关系混杂的大杂院里，杂院是个流动的空间，居住人口经常变化，邻里关系随时中断又随时生成。这些女性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联系被认为“薄弱”，但大杂院为她们构建了最基本的社交网络，也衍生出一套以帮衬为核心的市井“潜规则”。当一个妇人决定潜逃，她需要先找一位社会关系更多的女性邻里，比如在档案中频繁看到的梁赵氏：“牛胡氏称被李苏氏拐卖……媒人李苏氏被牵连质询。”（文汇读书节选）那些在法院里被判“拐卖”的人，在街巷的角落里，或许正是女人在女人帮助下改嫁的唯一路径。她们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

在这样一整套日常交往构成的链条中，“弃夫潜逃”从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行动变成了某种有规律可循的模式。这套传帮带的体系一旦形成，就将那些本来没有出路的女人，送上了前往下一个婚姻之笼的火车。也是到了第三部分，马钊将镜头从大杂院巷口推向了远方：火车。当时以火车和长途汽车为代表的现代运输工具，将北平与周边集镇密切联系起来，在完善区域市场体系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犯罪机会。底层妇女是重要的参与者：她们游走于城市与乡村，利用这套交通网络完成一次又一次“潜逃”。治安部门也日益熟练地收集线索，去围堵潜逃女性与新结识的对象。这已然形成了一套底层妇女的另类生存法——德·塞托称之为“手段”(tactics)。（参见郑羽双评《弃夫潜逃》：作者借用德·塞托的“手段”概念，勾勒出战时北平下层妇女在法律与制度间穿梭，有时甚至不得不以犯罪为手段谋求一线生机的无可奈何。）

在“道德败坏”的标签之下，她们留下了真实

《弃夫潜逃》这本书最震撼人的地方，是它小心翼翼地绕开了用“觉醒”和“进步”等大词给这些女性赋魅。英文版“Runaway Wives, Urban Crimes, and Survival Tactics in Wartime Beijing”直译过来是“逃妻，战时北京的城市犯罪与生存手段”。书中的案例大多不是我们以为的“娜拉出走”，她们并未在当时就开始反思婚姻制度、实现自我解放；她们甚至连“女性意识”都无法清晰表达。面对法庭的庭审调查，她们的几乎所有辩词都集中在“我不能活下去”——至于那是不是一种“抗争”，她们无暇想，也并无余力。赵宏曾将这组案例与当下女性处境作过清晰的对比：那个被困住的起点——贫瘠、无路、陷阱重重——太相似了，只不过100年前的女主角连“认清”这一层的视角都缺乏，只能用行动无力地、盲目地去试探绝路。（参见赵宏对谈摘录：“这本书所记述的下层妇女们，她们的‘弃夫’更多是一种无意识的只为了‘活着’而不得不的行动……缺乏女性主体性的意识，但在法律与道德的缝隙中，她们出离家庭、为自身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本身就是有力量的。”）

马钊在书中借用了同行评议时收到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印在封面上，成为整本书的灵魂：

“Well-behaved women seldom make history.”（“循规蹈矩的女人很少创造历史。”）

他没有用这句话来拔高她们的处境。但这句话暗合了我读完此书后的感受：那些在案卷中沉默而不甘的声音，那些在法庭上被问及“你为何不能养活自己”之后的停顿与答复，百年前写在灰黄色纸页上的一笔一划，都是她们自己未曾意识到的历史。

结语

掩上卷页，最深的感受不是怜悯。百年前的同频共振让人冒出一种近乎暴烈的、想要改写判决书的冲动。回看现实，在那样的土壤上，换作我们任何一个现代读者，走进去大概率也无法比她们做得更好。

今天，在21世纪的城市女性心里，“供养”一词逐渐变得陌生：依靠自己，成为被默认的起点。然而，一切转折点无非藏在一条前后不大的缝隙里：在战乱未临的时代，女性的处境是否不再被“养活”的困境所定义？在看似并未真正终结的性别战争里，这些无意识的“犯罪”是否仍在以其他形式重演？被问到“你为何不能养活自己”，也许不再是因为她手里的针线活太廉价，而是——她无论如何有能力自养，房子依然买不起，育儿与事业之间的隙缝从未弥合，那套将女性逼向潜逃的旧结构，也许在隐秘地改头换装。今天，当一个女人不再需要“逃”向另一个男人的家，她是否已经真正摆脱了那道潜逃的链条？或者，她只是逃得更远、更复杂、更自欺欺人一些？

那些在法庭上说着“不能自谋生活”的女性，其实比我想象的更诚实。她们没有选择逃跑，她们是被跑。她们被饥饿跑，被贫穷跑，被一个从未打算让她们活下去的系统跑。而她们唯一能做的，是在窄到只容一人的缝隙里，留下一行只存在于刑事档案中的歪歪扭扭的字迹——算是对后世的，一句交代。